纪念雷加逝世一周年

性情雷加

一

    老作家雷加80岁寿辰将近的时候，说想去京西门头沟里的龙门涧，说不要北京作家协会给他做寿，不宴请，不要送生日蛋糕也不要鲜花花篮，就去一趟龙门涧。我说，好！记得是在1995年的6月，一个阳光明晃晃白灿灿的日子，我、王升山、北京文联原党组书记宋、司机岳书君，4个人陪着他去了龙门涧。
    想不到那天龙门涧极其冷清，整整一上午就只有我们5个访客。空山无人，水流花落。一条土路沿着涧水蜿蜒，走着走着，路会被突然宽涨起来急迫起来的水波挤住，咬出一角缺口，有时候又有巨大的岩石斜矗在路边，逼迫我们弓腰而行。雷加走得非常缓慢，但是坚决不要我们搀扶，几次劝他路不好走就返回头，也是坚决不听，虽然已经80岁了，他却不服老。他一路细细地看，山的形状、水道、岩石的位置，一边不停地点头摇头：是这里？像？不像？声音很大。他已有了老年性耳聋，需要依仗助听器了。
    坐下来休息时，他终于告诉我们：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参加了一支中共东北干部队，从延安长途跋涉赶往东北，去开辟新的工作区域。走到河北，在京城之西，曾穿过一条有水的山沟，好像就是这个龙门涧。怎么水少了呢？他说，记忆里当时的水很大很深，队伍中的女干部都是男干部帮着，背着挟着渡水的。他帮的女干部里就有后来的电影明星于蓝。哈！大家大笑起来，原来雷老是来寻觅旧踪啊。升山问，背完人家人家给你什么信物没？雷加笑说，给我扔过来一个馒头。又说，那时于蓝已经和田方定情，有主啦。又说我们是革命同志情谊，说一路上背过挟过的女同志也不止她一个呀。不信不信，大家说。几个人继续和他一起调侃，嘻嘻哈哈地快乐了一天。
    实际上他们当年那一次行程极为艰苦，在交通不发达的1940年代中期，在饱受战争荼毒的北方大地上，东北干部队（也叫东北文艺工作团） 40多人（内有舒群、田方、华君武、刘炽、公木、雷加、严文井、刘迅、朱琳、于蓝、颜一烟、骆文、王大化等）是怎样的风餐露宿日夜兼程，被坏脾气的黄河刁难，翻山越岭时手脚并用磨得冒血，到了“口外”还要穿越荒凉死寂的无人地带。火烤前胸暖，风吹背后寒，可以想见他们那些延安文艺工作者青年知识分子吃了多少苦，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
    而半个世纪50年过去，面对往事，雷加却以笑谈轻松置之，没有滔滔喋喋沉重地诉苦，寻踪觅迹也不为向我们显示夸耀，而且，也从不写，常常只是在文章里一笔两笔带过，不当个事儿。也许，在他几十年丰富经历中，这一次行走算不上啥。在我们看来是千难万难的路途，在他看来不过小菜一碟儿，况且他们是风华正茂充满理想充满着对未来憧憬的一群。理想在前面带路，苦，也是乐。

二

    记忆里的雷加老，一直是乐天派，心宽，脚野，个头高，眉毛浓密像梗子硬实的草，腰板很挺，有骨架子又有形，是老一辈作家中的“型男” （在北京作协，中年作家中的“型男”是写报告文学的理由），嗓门特响，笑哈哈的没怎么见过他老人家发愁。我认识他时他66岁了，骑着一辆线儿闸自行车满北京城地跑，要不，就“下生活”——就是“深入生活”，脖子上挂个照相机，满世界跑。我到北京作协工作，他是引荐人之一。
    另一个引荐人是北京人艺导演夏淳——小查叔叔。夏导原名查强麟，革命以后改名夏淳，在抗战期间演剧队里他和我父亲相识，是老友，演剧队人都叫他小查。老友之间也毫不马虎，说让你家女儿带篇文章来，谈谈。我就拿了篇看他重新复排的话剧《茶馆》后的杂感，好像是一个表格样的杂感，非常稚拙不成型的东西，去了人艺宿舍史家胡同20号他的家。杂感里有一句对《茶馆》的概括，他看了说，有见解，可以推荐你。而雷加则直截了当，见都没见，说，行。他们俩不断去找人事部门和作协负责人，几个月后，1981年4月，我调进了作协，工作至今。因为他们的帮助，1980年才获得彻底平反的我父亲终于放下了郁结于心二十几年的对孩子的歉疚。
    到作协以后，我见到了还年轻着从不认为自己是老头儿的雷老。
    起初几年，我和随后调入的李耘、熊潮，三个人共同给几位60岁以上主席副主席、驻会专业作家——阮章兢、雷加、骆宾基、端木蕻良、杨沫、张志民、草明等人当助手，为他们抄稿子，跑图书馆报刊
档案馆查找资料，复印整理。当时负责联系专业作家的高桦，领我们一家一家认门。第几个去的雷加家？已然记不清。印象深的是，去之前高桦说老雷头——大家常常这样叫他，是昵称——爱吃，能吃，舍得吃，每天炖一只鸡，所以身体好。果然，他家的午饭有荤有素有汤，有没有鸡？记不准了。第一次去，他就请我们吃了一顿那个年代少见的大餐。
    再去，是帮他整理书房和照片。雷老的书房，书太多，柜子架子装满了，就堆地下，书房像个库房。照片也奇多，黑白照片，“135”的、“120”的，一摞一摞的都是他自己拍的。可惜从前出书不似现在讲究图配文，很多珍贵的照片没能即时派上用场，成了纪念和收藏。他的书房也不宽敞，还是东西太多淤住了显得房间小？整个1980年代我们作协都没有一台照相机，专业作家们当时的家，当时那些狭小简朴的书房写作间都没能拍摄下来。
    雷加的家在右安门轻工部宿舍，1960年代文革前建造的砖混楼，四室的，没有厅，进门一个走道，走道顶头是卫生间，向南三间屋，向北一小间，水泥地面，白灰墙，家具很简单。从我第一次去，到2008年秋天轻工部宿舍拆迁他迫不得已搬到通州暂住，没见屋里更换多少新式家具，依旧挺简朴。只是，在1997年伊苇伯母去世后，屋内的盆花越来越多，青葱茂盛，占满了会客室的小半间。雷老说老伴儿喜欢花。因为我们是小辈，他也不多说，就说这一句。有时，仍是开玩笑，问他缺什么想让我们带什么来。他哈哈一笑说缺个老伴儿你们带一个？

三

    1990年5月末，北京作协和北京文艺学会、丹东市文联联合组织了“雷加文学创作学术研讨会”，在雷加故乡鸭绿江边的清俊小城丹东，住地是他担任第一任厂长的原安东造纸厂新建的招待所。两天开会一天参观，作协的头儿和兵，曾韬、郑云鹭、陈予一、李耘、我，当时坐班盯事务的5个人倾
巢出动都去了，还邀了宋和作家赵大年，坐着火车浩浩荡荡的一伙儿。
    那几日，是雷老的“嘉年华”。看见熟悉的厂房，巨大的轰响得震耳欲聋的机器，厂院里堆放的造纸材料——木头苇子稻草，好像还有残破的麻袋片。他兴奋，一样样地介绍，和40年前做对比，感叹，眼睛灼灼地发亮。天一阵阵下着雨，他常常忘记举起手拿的伞。1945年11月，他从延安抵达东北后不久，来到这个造纸厂，为未来共和国的造纸工业奠基。5年的“接收、复工、生产、撤退，第二次光复、又复工、又生产”（引自雷加《生命的跳跃》），艰苦创业的经历让他刻骨铭心。胡风曾于1949年6月写下一篇《在工业战线上》，描述了他在安东造纸厂的亲见亲闻，他所看到的模范厂长雷加的工作状态，生动传神，文笔颇为活泼，猜想，是胡风受到“火热生活”感染以后呈现的真实和真情。
    研讨会期间，雷加再次回访他出生的地方，丹东城郊名叫“三道浪头”的小镇子，他在《童年》一文中以诗一般的语言抒写过的那个小小的水陆码头，1915年春天他的降生地。会后，他又带着我们去看著名的鸭绿江大桥，大桥946．2米长，上行铁路下行公路，连接着中国和北朝鲜方。桥身上存留着不少1950年代初期朝鲜战争的遗痕，桥下深碧色的鸭绿江水平缓地流淌，江心不时有船驶过。还有建设中的大东港，城北面的锦江山公园——据称是旧时东北八景之首。丹东的好地方他一一给我们指点，75岁的他始终精神健旺，大步走着，笑着，嗓音高亢，沉醉着，在故乡的山山水水中间。
    雷加14岁离别家乡，16岁离开东北流亡内地，开始融入中国抗日与革命的潮流，也开始踏上文学创作之途。此后他所经历的种种， 在沈阳师范学院教授康平所写的《雷加小传》中有比较详尽的记载。我觉得， 雷老他们那一代那一种作家，是革命至上的，当“革命”发出召唤时，他们会义无反顾地投入，革命需要他们是战士他们就是战士，革命需要他们是作家他们就拿起笔，革命需要纸就去学习造纸，革命需要颂歌就努力成为坚定的歌者，以革命的名义，他们可以忘我。
    可是当革命潮落，市场潮兴，他们粹不及防就碰撞上新的不曾预料到的问题。我记得正是从1990年前后开始，雷老遭遇了出书难。想想也真荒唐，造纸工业的元老出一本书还要自己去找纸，出版于1989年12月的《边城和人》是丹东、鸭绿江两个造纸厂拨的纸，用那一批纸，还出版了《沙的游戏》和《雷加研究专集》。在各种会议上，有机会他就呼吁，执拗地持续不断地呼吁，作家没有新作品行世还能称为作家吗？可是市场没有需求，没有盈利，出版社便没有动力。革命年代过去了，革命的观念迅速被市场抛弃。市场仿佛一只卷地而来的铁耙，左耙一下右耙一下，高山为谷，深谷为陵，眼见着就面目全改了。
    妥协？媚俗？为市场而写？做不来。一辈子的信念，改不了。雷加晚年如果有愁，就是愁出书。1994年我的领导赵金九，派我陪着雷老去市新闻出版局图书报刊处商谈，之后出版局直属的京华出版社出版了他的《半月随笔》，在书的短短的后记里他写道：“这本书无征订程序，也无印数可言，只是由于出版部门大力支持，才得以出版。”显得有些伤心。好在，这部随笔集获得了中国作家协会首届鲁
迅文学奖散文荣誉奖，给老人家以安慰。
    2008年春节前，我和王升山去看他，老人家93岁了，已经很少出门。他坐在床上向我们炫耀他的新式武器，一根细细的顶端带钩的轻便手杖，说那是第三只手，想够什么东西一够就够着啦不用下地。然后说，作协能不能再帮助出一本书，把一些从来没有发表过的文字收进去？我们当即应承下来。找到资金，找到北京同心出版社，找到刘连书和兴安，以最快的速度在7月出版了雷加女儿刘甘栗大姐编好的“雷加文学回顾”——《生活的花环》。“花环”编排独特，是对照式，书中有一些珍贵史料，有采访笔记和素材，也有短篇代表作和长篇提要。内中的《一支三八式》，今天读来仍感觉是优秀的短篇小说，它写于1938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前。
    雷老对他生前这最后一本书非常满意，装帧设计用纸编校都满意。2008年9月在通州寓所，他快乐地支撑着越来越衰弱的身体给我们在书上一一签名。
    我想，他应该是笑着离开这个世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