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快餐文化”“肥皂剧”文化的浪潮中，优秀的严肃艺术作品如吉光片羽。但近日看罢刘进元编剧、杨立新导演的话剧《牌坊》却让我为之一振。

　　毫无疑问，这是中国话剧舞台在近年来难得的一出好戏。选择在宏伟庞大的历史背景下结构话剧，并且从建造一个小小的牌坊入手，从而将那个时代提纲挈领、举重若轻地拂袖而出，可以说是编剧刘进元的创作力和艺术思维进入成熟阶段的标志。甲午惨败后，西方列强划分在华势力范围，华北农村频繁发生教案，天灾频仍及宫廷权力争斗激化，“义和团”兴起。1900年6月，清王朝允许义和团进驻北京“扶清灭洋”，最终引发八国联军远征。只3个月，清廷便发布“上谕”，称“此案初起，义和团实为肇祸之由，今欲拔本塞源，非痛加铲除不可”。又3个月过去，李鸿章和奕劻代表清政府与列强谈判议和，在《辛丑条约》正式签订之前，清政府决定提前实施《议和大纲》中的条款为德国公使克林德在被杀地点建一座纪念碑。就在世界列强欲瓜分中国之际，国难降临时，一方面，清王朝面临前所未有的根基动摇，另一方面，在民怨沸腾中，他们还在继续施展他们的淫威。戏剧《牌坊》就是在这样尖锐、复杂的民族危亡状态中，围绕建四柱三间七楼的“功德碑”，展开了历史画卷和茂兴营造厂老板蒯鹤年——这位著名工匠一家人内心的艰难抉择和厮杀。

　　其实这就是辛亥革命前夜，整个国人生存的缩影。整出话剧情节环环相扣，人物个性鲜明、展开了尖锐的冲突，从而将历史的画卷惊心动魄地展现在眼前。观看的过程中，我脑海中不时闪现孟子话：“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

　　事情正是这样。清王朝腐败透顶，甲午惨败后，国运衰微、民怨沸腾。统治者却依然我行我素，视国民如蝼蚁。“宁受外辱，不让家奴”，依然威风凛凛地下“圣旨”。这种“不仁”，直接导致的结果就是“四海不保”。而各封疆大吏也是难保社稷，以至慈禧等仓皇逃至西安避难。“卿大夫不仁”——仍是唯命是从，不管不顾地命令蒯鹤年接旨建牌坊。不接，就如孟子所言“不保四体”。就是在这样生与死、气节和辱没名节的尖锐矛盾中，整台戏中蒯氏家族及所有参与者都陷入不可名状的焦灼之中。

　　蒯鹤年的岳父岳母一家人在抵抗外侵的战乱中死去，家仇未报，却要给侵略者建造功德碑！于是他的妻子声言要在牌坊建成之日遁入空门。而不接旨，整个蒯家的祖业及其悠久的手艺不但要失传，还有可能遭遇满门抄斩。这种煎熬正是戏剧的强劲动力。

　　于是我们看到，那个时代中挣扎的灵魂，在艰难的抉择中，所表现出的超乎寻常的生存智慧。蒯鹤年的母亲为了保住家业，命令所有人要对蒯鹤年隐瞒皇上的谕旨；工部郎中仲祺假造光绪皇帝的御笔亲书“正气浩荡”；技术最棒的掌柜耿明礼为了不给洋人修牌坊，竟然自残断腿，被抓进大牢……蒯鹤年心里却揣着一笔大账：既要让家族毛发无损地度过这段艰难的岁月，还要保住北京这座古城和她的子民。他开始也许被亲人蒙蔽，后来洞悉一切后又揣着明白装糊涂，忍辱负重地修牌坊。于是在涌动的暗潮中，各种危机发展着、冲突着……最后，牌坊建成，蒯鹤年看到皇上向洋人认罪服软的谕旨，他按照早已经选择好的方式饮鸩自尽。

　　整出戏都让人有荡气回肠之感。在那样艰难的生存状态中，难能可贵的是，蒯鹤年一家，包括凝聚在他身边的人，都胸怀凛然正气，将个人安危弃之不顾，只是考虑国耻民愤，考虑民族气节，坚守着道德的底线！

　　就演员来讲，我也看到，新一代北京人艺的表演艺术家非凡的功力。舞台上，演员们哪怕是配角，那一招一式、一举手一抬足，都充满了韵味。过去看《茶馆》《小井胡同》等戏，那时于是之等老一代表演艺术家还在，看着很受艺术感染和熏陶。如今看新的表演艺术家们的表演，仍然是受到强烈的艺术熏陶和震撼。当然，导演是整出话剧的灵魂。如果没有导演高屋建瓴的审美目光和指挥调度舞台的能力，就不会有戏剧的成功。

　　因此从各方面看，我都觉得这是一部有着严肃语境和艺术造诣的、极具现实意义的话剧。我们今天应该怎样坚守道德操守，怎样生存得更加纯粹和光彩，话剧《牌坊》给了我们很好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