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亚文化”的银幕泛化与受众消费  

　　当下中国电影“青年亚文化”现象的银幕泛化，体现为大量青春校园题材、新都市题材的影片充斥各个院线的银幕，已然在当下市场结构中占据绝对主导的地位。尤其是自2013年以降，诸如《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 《小时代2：青木时代》 《分手大师》 《小时代3：刺金时代》 《后会无期》 《心花路放》 《万物生长》 《港囧》等等，这些以青春少年时代，或以“致”青春式的情感怀旧为主旨的影片，凸显出青年亚文化群体中，个体与自我精神存在的一种强烈的当下性意识，而对社会历史与文化变迁表现出一种“超现实”的淡漠与距离感。这其中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是，虽然包括媒介与影评人在内，许多社会舆论都对这其中部分影片的欲望观念、虚浮粉饰、价值预设以及过度商业化的物质诱惑等等，投以强烈的批评，但与其高额的票房收益，以及线上线下“网生代”受众的热度追捧则形成强烈的反差。这样一种现象，或多或少让许多内心怀揣着一个曹雪芹或莎士比亚，依然具有精英文化情怀的社会与业内人士感到迷惑，甚或是对当下电影市场之“亚文化景观”深感无助。

　　事实上，当下中国电影所折射出的一系列青年亚文化现象，自一开始就饱受诟病。但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则是，以“网生代”为主要受众群体的接受反应也愈是高涨。基于消费文化时代的一些特征不难发现，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消费与接受活动的过程本身，即是某种意义的构建过程。而消费作为一种文化的实践行为，即具有某种身份指涉的分众化意味。也即是说，在青年亚文化的生产与消费结构中，实际上蕴含着在社会变革时期，一种借由影像象征所型构的，社会角色由先赋地位向后取地位进行身份转换的幻象，而这一幻象所表征出的群体无意识机制，正是对权力、财富、地位等既定社会分层结构的一种“抵抗” 。因此，跨阶级、分层与地位的身份“弥合”与转换，某种意义而言，是构成这一消费行为的一种潜在意识，也是构成其群体想象的驱力所在。就如同那些以公路片的类型形式进行一种同质性表达的影片一样，在当下社会流动极为频繁的时代，某种意义而言，公路片所承载着的意义就在于自我寻找，寻找那个在现实中已然迷失的自我，寻找那个身份的自我认同，那个有关“我是谁”的所有质疑。正如作家和诗人经常所比拟的那样，人生没有“重置键” ，但却可以在不断的生命运动与变化过程中，获得一种身份、地位及其认同的有效转换。

　　正因为如此，对于主导文化而言，青年亚文化的电影生产与消费，既是运用影像叙事以“表达某种另类身份的认同”的一种群体想象与“抵抗”性策略，同时，生产与消费的过程本身，也是自动被主导文化所“收编”的过程。因此，犹如美国著名当代文化批评家迪克·赫伯迪格在其著作中所提到的那样，“昨日遭到谩骂的事物，今日则变成了文化消费品。消费就这样吞噬了原本要赋予意义的和指引方向的事物。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观点，伯明翰学派著名学者斯图亚特·霍尔认为，“青少年文化是货真价实的东西和粗制滥造的东西的矛盾混合体：它是青年人自我表现的场所，也是商业文化提供者水清草肥的大牧场。 ”这个所谓的“大牧场” ，无疑蕴含着巨大的商业契机。这种商业契机就表现为，“从精神出发，再反作用于精神” 。那些能够在风格化层面，对青年亚文化起到标示性价值和意义的符号形式，包括语言、音乐、服饰，甚至是行为方式等等，事实上都可构成基于精神层面的，一种可消费的元素，并且，在这一过程之中，主导文化是借助于商业运作，对青年亚文化实施了一次“收编” ，使得青年亚文化内涵中的独立性和叛逆性逐渐消解，并借助于风格化的形态，使之有效地转化为消费文化语境中的一系列可消费的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