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感的画卷——评长篇小说《佛耳山歌》  

　　《佛耳山歌》是梅里继《河戒》后推出的又一部长篇。在这部七十多万字的小说中，梅里全景式地描绘了当下乡村的社会现实，但这种全景并不是面面俱到，不是生活的陈列与堆叠，而是具有选择性，具有过滤性，因而是有特征的全景。其意义不在于全，而在于构筑起进入、了解、思考乡村的独特通道。如果《佛耳山歌》是一幅画卷，显然它不是平面的光滑的，而是起伏的有动感有波澜的。

　　直面现实，正视矛盾

　　矛盾与冲突是长篇小说不可缺少的要素。在《佛耳山歌》中，矛盾与冲突不只是为了叙事的需要，不是作者的有意设计，而是此岸世界的现实。与一些远离乡村写乡村的作家不同，梅里长期在基层工作，对乡村的变革、乡村存在的问题有着深入的了解，因而他的体会更有血肉性，是直接经验，不是隔空臆想。上访、失地、贫富分化，这不仅是佛耳峪的问题，梅里也不是第一个由此入手写乡村的作家，但因为经验的鲜活，因为其颇具匠心波澜起伏的处理方式，他让我们既看到没有遮拦没有掩饰的原生态生活，又透过这些生活，看到乡村的堤岸如何一步步崩塌毁损。 《佛耳山歌》的现实，不只俗世生活，还包括精神世界。小说也由此拓展了内部空间。

　　角色意义的混杂

　　如果小说在叙事上绷得紧，不但人物累，读者也累。显然，梅里通晓其道，不是一味地紧锣密鼓急行军，而是把情感故事揉进矛盾中，小说有可读性，而人物性格也具有立体感。人物性格复杂固然重要——这点梅里处理得很到位，但更重要的是，作者赋予人物什么样的意义。换言，人物是否具有典型性。典型性已经被很多作家有意或无意抛弃，当然，意义也被一些作家鄙视。但我认为，这是避实就虚，是偷懒。因为塑造典型的人物很难，特别是在这个速度代替一切的世界，我们面对的更多是杂乱和无序。可喜的是，在《佛耳山歌》里，梅里塑造了一些既有文学意义，又有社会意义的人物，比如上访户郭有田。郭有田的问题，不仅是他一个人的问题，在今天的乡村，有许多像郭有田这样的失地又无收入来源的农民，郭有田的愤怒与怨恨也不仅是个人的，而是集体性群体性的。

　　俗世视角与文化视角的糅合

　　在小说中，人物的语言、行为、习惯、情感方式有着极为现实的逻辑，或为利益，或为情感，因为每个人性格不同，逻辑又有千差万别，虽然较为复杂，但总体上是从现实出发，观照、理解这个世界的。与此同时，人物的言行又遵从习俗或戒律，即把俗世与文化视角融为一体。作者写白玉佛，其实是为了从文化视角透视。从文化视角看，会发现那些人物的行为和心理都有一定边界。尺度或大或小，但都是有的。如沈万花的儿子宁肯偷了白玉庵上的瓦当，准备到城里卖，被郭有田等人发现，郭有田一下子蹦起来，说这是白玉庵的瓦当，你小子真是胆大包天。在郭有田心里，宁肯偷的是瓦当，毁的却是佛耳峪的未来。小说中这样的例子很多，说到白玉佛，人物就不再那么放肆。因为俗世视角和文化视角的糅合， 《佛耳山歌》既是现实主义，又有着浪漫主义的光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