率性蓬蒿任尔风——记陈建功
“弹冠解甲何足庆？率性蓬蒿任尔风。”这是吾师陈建功先生在荣休之际自题的两句诗。多年前，他就在一篇散文中说，“我辈本是蓬蒿人”，对李白名句反其意而用之。几十年来，不管逆境顺境，这“一蓑风雨任平生”的心态贯穿始终。
陈建功生于1949年深秋，应算共和国“同龄人”。1957年他随家从广西北海迁至北京。“文化大革命”期间中断学业，到京西木城涧煤矿当了10年采煤工人。1977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78年、1980年两次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成为“新时期文学”具有代表性的重要作家之一。1989年早春，我有幸在中学生同仁文学院的小说班跟他学习写作，至今已32年。他从一位风华正茂的著名作家到一位沉稳老练的中国作协领导；从满头黑亮密实的板寸，到银针般的白发；始终没有改变的是他的热情、幽默、率性与达观。一次，他跟我说：“那天出席一个活动，主办方要恭维我一下，称我‘陈建老’，我说我是见老，这要在解放前，50多岁的人，出门就得有人搀着啦。”这种特有的“陈式幽默”，学是学不来的。
说起我和陈建功的师生缘分，还是《北京晚报》牵的线。《北京晚报》30年前有个“芳草地”专版，隔周的周六刊出，专登中学生的习作。1988年，“芳草地”举办了一次中学生征文，征文的题目已经想不起来了，总之我只得了个纪念奖，算是鼓励一下热情参与吧。“奖品”是可以到苏文洋举办的中学生同仁文学院里深造。同仁文学院的名号，那几年叫得很响，是中学生里的众多文学爱好者向往的地方。同仁文学院的地址就在北京五中校内的西楼里，楼很旧，涂着红油漆的木条地板，油漆颜色斑驳陆离，走上去吱吱作响。交了几十元钱，正在上高二的我就进文学院攻读了。文学院每周日上午上课，分为散文班、诗歌班、戏剧班、报告文学班和小说班等，请的老师都是文坛一线响当当的人物：教散文的是散文家韩少华先生，教诗歌的是张同吾先生和《诗刊》的唐晓渡先生，教戏剧的是国家话剧院的刘树纲先生，教小说的是刘厚明先生和陈建功先生，可能当中建功先生最年轻。这样的文学普及的盛举，后来再也看不到了。
记得陈建功留着硬硬的寸头，面色红润，典型的国字脸，两道剑眉，眼睛大而有神。上课的时候，通常是一件蓝色粗条绒西装，配条棕色细条绒裤，穿一双棕色牛皮鞋，一个棕色的大皮包，永远装得满满当当敞着口儿，放在讲台右侧的地上。那时候五中校园里有许多大槐树，槐花满树香满园的时节，一大群懵懵懂懂爱好文学的高中学生，在著名作家们的带领下谈文学，学小说，现在回忆起来，实在是难得的妙境。从那个时候，我才对陈建功的作品开始了解，《飘逝的花头巾》《辘轳把胡同9号》《丹凤眼》《京西有个骚达子》《盖棺》等名篇一一捧读。读罢，我被陈建功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娴熟的文学技巧所折服。
陈建功讲小说，不是办讲座，不是搞漫谈，是真讲，是不打任何折扣的任课老师。上课前，他认真备课做讲义，课上理论、示例结合着讲，既生动有趣，又纲举目张。每次课后他根据课上所讲布置作业，第二次课收回批阅，第三次上课发还大家，并在课上择篇讲评。如此认真负责，在作家讲文学的活动中实属罕见。不知到了今日，还有哪位大作家乐意如此耗时费力地教一帮中学生？
相处时间长了，或许是因为我的愚且执着，陈建功开始给我“吃小灶儿”——从1989年秋天起，我开始揣着习作到陈建功家里“上课”了。记得第一次登门，是一个夏天的晚上7点钟，我换公交车从安定门赶到蒲黄榆。作家的家什么样？总算是亲眼见到了。这是个两居室，不算大，东西摆得比较满当。陈建功把我让到书房，我没敢往里迈腿——书房里铺着一层厚厚的地毯，深绿色，绒毛足有一寸来长（后来才知道是化纤的，没那么金贵）。坐在沙发上，两脚没敢乱挪窝。陈建功又走到外间问我：“喝茶还是喝咖啡？”我一个中学生，屁大的孩子，茶，咖啡？如此礼遇，我终于知道“惶恐”怎么写了。咖啡，我不会喝，住在胡同里的人，很少喝咖啡。所以只好定定神儿说喝茶吧。书房是一间向阳的北房，三面被书柜包围，书柜上摆满了书，书桌靠近南面的窗户，白天光线最好，书柜下面有一张“L”形的长沙发，是会客用的，一个茶色玻璃面的茶几放在“L”中间，这几乎是书房的全部内容。
陈建功的语气和神情，让我觉得比课堂上还亲切平等。他穿着一双蓝色拖鞋坐在我的斜对面，双腿叠在一起，上面的一条腿习惯地悠然地跷动着。他看了我的习作，谈了他的修改意见，又聊了很多别的，不知不觉到了夜里11点钟。陈建功说再聊你就赶不上末班车啦。我这才慌忙起身告辞，撒腿奔车站。坐在末班车上我才意识到，耽误了他整个晚上的写作时间，实在不应该！可当时怎么就没想到呢？夜深了，车上街上人都很少，可我脑子里装得满满的，头都不敢晃，生怕逛荡出点儿来。第一次的唐突造访，给我留下了极其美好的印象，让我永久回味。后来人们说到陈建功，一致的评价是他为人真诚热情、智慧而又没架子，我深有体会。我现在即将半百，时常在想，假如某天有个毛手毛脚的中学生，要到家找我聊聊，我能不能像32年前陈建功那样，让这个孩子得到来自成年人的真诚与尊重，并且把自己的所知，不求回报毫无保留地交给他？
将心比心，才会知道什么是最宝贵的。总说人要常怀感恩之心，我理解的是，不仅仅是对“有恩与我”的人心存感激，更多的含义是，能否把恩人的这份情怀传递下去。帮助别人，扶持后辈，是感恩的另一境界。
从那晚之后，我经常到蒲黄榆跑一趟，师生二人聊得其乐融融。有一次赶上他刚刚写完一篇散文，就是后来流传甚广的《涮庐闲话》。他告诉我，汪曾祺先生组织作家们写一本关于饮食文化的散文集《知味集》，这是他要交的“作业”。这篇散文用蓝色圆珠笔写在几张巴掌大、没有格子的白纸上，陈建功的字写得不大，很俊秀。斯时他还没组织“作家换笔大会”，还没用电脑写作。还是在那间书房里，他坐在椅子上，我坐在他斜对面的沙发上。他手执新作，开始诵读，他读得眉开眼笑，我听得前仰后合，我有幸成了这一名篇的首位读者。
1994年7月，我大学毕业到北京市文联北京纪事杂志社工作。那时，陈建功还是北京作家协会的驻会作家。我和他算是在一个单位工作。1995年初，陈建功告诉我，他要从北京市文联调走了，到中国作家协会工作。我听了既为他换了一种状态去体验生活而高兴，又感到有些怅然若失，以后和恩师相处的机会想必少了。我们的“同事”时间不到一年，但师生之情直到如今。
后来，他退居二线后，闲暇的时间多了些。我们俩自驾游的模式开启，京畿大地、八桂壮乡、岭南山水，一一领略。七旬恩师五旬弟子，继续行万里路，读万卷书。
作者：周家望
陈建功（1949年11月— ），男，中共党员。文学创作一级。中国作家协会第九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曾任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兼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北京作家协会第一、二届理事会理事。1973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长篇小说《皇城根》（合作）、小说集《迷乱的星空》、随笔集《从实招来》等。小说《丹凤眼》《飘逝的花头巾》等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及多种期刊文学奖。根据中篇小说《找乐》改编的同名电影获多个国际电影节奖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