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要站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对当前的文化和文艺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新时代的新文化、新文学应该具有一幅怎样的新图景？这是当前首都文学界关注和研究的重要理论话题。

　　7月13日下午，文艺评论系列学术对谈活动“坊间对话”第24期“新时代 新文化 新文学”在北京市文联艺术工坊举办。本次活动由北京市文联主办，北京文艺评论家协会、北京作家协会承办。北京市文联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陈宁出席，北京评协驻会副主席、秘书长赖洪波主持活动。京艺苑视频号、新浪新闻等多个平台对活动进行了同步直播，观看人次超73万人次。

　　本期“坊间对话”邀请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北京评协副主席张清华担任学术主持人，中国评协顾问、原北京评协主席孟繁华，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北京作协副主席陈晓明，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北京作协理事陈福民参与对谈。对谈嘉宾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结合中国文学历史和当前文学发展趋势，探讨如何适应大时代的发展要求，建设新时代的新文化、发展新文化下的新文学，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贡献文学的力量。

对谈现场

活动现场

学术主持人 与谈人

“中华文明不仅要服务于中国，也应该服务于世界”

　　张清华首先提到了文学与文明的关系。他指出，英国考古学家格林·丹尼尔《最初的文明》一书认为，文明不仅要有非常灿烂的物质文化，还要有文字。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都拥有自己的文字，例如古埃及文明、古巴比伦文明等等，但这些文明的文字后来都消失或中断了。张清华认为，文字本身就是最复杂的存在形式，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文字最复杂和最富有艺术创造性的存在方式就是文学。“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文学是文明的一个重要载体，也是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谈及文明史的讲述，孟繁华提到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一书，认为作者的历史观和价值观存在问题，这本书是按照西方文明架构来谈论世界文明史，而西方文明史是资本的、帝国的扩张史，中华文明并不在这个序列中。他强调，中国几千年文明史对世界的影响，与中华文明轴心时代的价值观、思想观念的构建有直接关系。从春秋战国时期各大学派，到朱熹、二程，到王阳明，再到鲁迅，大家对文明的阐释有各种各样的看法，这也是中华文明不断丰富、不断发展的表现。“中华文明的五大特征，现在仍然是保留且继续发生影响的。所以讨论中华文明、讨论当下中国的文化，它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有来源的。今天它有变化、有发展，都与中华文明的发生有直接关系。”他说道。

　　谈及文化和文明的概念，陈晓明表示，这两个概念在上世纪80年代就争论不休，尤其是文明的概念，很难形成定论。他认为，简单来讲，文明是人类在自然给定的条件下所从事的实践活动及其成果。关于文明的阐释，影响较大的有塞缪尔·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汤因比的《历史研究》等。其中汤因比的阐释最为深刻，汤因比认为迄今为止人类有21种文明，他关于中华文明连续性、大一统、和为贵的理解与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概括的中华文明五大特征十分接近。陈晓明指出，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体现了中国文化博大精深的一面，这也必将推动我们的文化继续伟大。

　　陈福民表示，中华文明不仅要服务于中国，也应该服务于世界。“我们今天所使用的手机、电灯，都是从西方学习来的，我们享受了这么多世界的好东西，也有义务反哺这个世界，这才是中华文明的包容性所在。”他指出，带着狭隘的、单边主义的民族主义情绪是不可能跟世界构成积极、正向关系的。我们学习西方文化，根本目的是要丰富中华文明自身，使中华文明重新再出发、再生产、再壮大。“一切回归根本，就是要强大和丰富自身，使我们成为优秀的、现代的、有利于这个世界的人，这是我们自身文明的义务，而文学可以承担这样的工作。”他说道。

活动现场

“中国文化需要重新定位、重新发言”

　　陈福民认为，新时代、新文化、新文学是可以在一个新的文明框架下进行集中描述的。新时代“新”在哪里？他指出，我们要清楚地认识到当今处在全球资本主义扩张市场、推进文化认同的世界性格局。在这个格局之下，中国文化需要重新定位、重新发言，就要重新面对在历史中流动的中国文明史和文学史。谈到文学与文化的关系，他认为，“今天我们认知中华传统文化、文学传统，应该认识到文学曾经是我们非常骄傲的事情，我们的文学曾经支撑了中华文明三千年的文明表述和中国人的精神价值观，持续地构成了我们每一个人内在的情感认同和价值认同。”

　　谈及新文化，孟繁华认为，新的时代有新的文化，当下新文化最集中表现在大众文化方面，比如大众文学、短视频、流行歌曲、影视作品等。以文学为例，除了主流的现实主义文学样式以外，还有世情小说、网络文学等，这些非主流文学充分体现了新时代的包容性。他认为，这些大众文化下产生的文艺作品能够最大限度满足人民群众对于文化生活的要求。“大众文化，一定要和我们的社会生活有密切的关系，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和表达这个时代的思想、精神、情绪，这样我们才能清楚地看到大众文化的延续性和创新性。”

现场观众

“文学既出离、变革，同时又不断回归传统”

　　张清华指出，五四新文学以来，文学与传统一直处在一个张力关系当中，就是文学既出离、变革，同时又不断回归传统。“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对传统文化的反叛，因为出现了西方这个强大文学的他者，知识分子不得不提出对传统文化的反思，在这个基础上产生新文学。新文学产生后，又不断地对传统文学进行再认知、再评价、再回归。上个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我们在文学上要求回归传统，80年代再次出现一个现代性的变革，催生了中国文学的深刻变化，涌现出贾平凹、莫言等一批重要作家，他们的作品几乎都是寻根文学的产物。先锋文学进行现代性探索后，也出现一种回归现实主义传统的趋势。世纪之交以来，作家普遍意识到要书写中国经验、讲述中国故事。因此，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新文学与中国传统文学、传统文化之间是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的。

　　孟繁华指出，中国古代的传统、20世纪中国建立的文化和文学传统以及西方译介过来的优秀文学，三者的合流构成了我们今天的文学传统，这个传统是不断丰富发展的。他指出，中国文学的现代性是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受到西方的启发，要另辟蹊径，因此出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来，延安时期又对“五四”新文化的文学和文化倾向进行修正，号召文艺家到民间去，引导文艺家实现思想情感和话语方式的转移，以文学为武器实行全民族总动员。十七年文学继续延续延安文学的传统。改革开放以来，出现了先锋文学、寻根文学，作家们在学习西方的基础上，逐渐开始重视本民族的文化资源和文化经验。再到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标志着中国文学走向世界，开始与世界平等对话。孟繁华认为，一方面要学习西方先进的文学经验、文化表达，另一方面要讲述中国经验、中国故事，两者不能偏废，两者也并不矛盾，正因为如此我们的文学才走到了今天。

　　谈及当下文学从何处出发，陈福民表指出，中国文学既要继承传统，又要超越传统，要认真地对当下社会所发生的社会阶层关系、生产关系和经济模式的变化进行梳理，重新思考今天我们人的思想感情从何而来，价值态度为何发生变化等等问题。谈到现实主义文学创作，他认为，现实主义文学不仅体现一种精神层面和道德层面的认知，还包含着社会经济关系、生产方式的变化所带来的挑战。例如当今常见的“高彩礼”的社会现象，如果用文学作品来表现，决不能简单地定义为道德上的贪婪，而要了解中国当下乡土社会发生的巨大变化，了解当下国内不同阶层和经济关系之间的变动。

观众提问

　　现场交流环节中，观众踊跃提问，围绕如何构建新的文学批评体系等问题，与嘉宾们进行了深入交流。

　　“坊间对话”是北京市文联文艺评论新品牌，2021年创立以来，已成功举办24期，在社会引起良好反响。今年以来，围绕ChatGPT与文艺创作、新媒体时代流行音乐、戏曲现代戏创作、新时代的文学“新人”形象等热点议题，已组织8期对谈活动，来自文学、戏剧、音乐、影视等领域的30余位文艺家展开深度对话，300余名文艺工作者、文艺爱好者现场参与，线上观看人数超400万人次，为创作者、评论家与受众之间搭建沟通的桥梁，打造艺术品鉴与欣赏的重要平台。

活动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