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年以来，维克多·雨果已经不在我们中间了。”这是波德莱尔的《对几位同代人的思考》的第一句话，他评价雨果，说他“属于罕见的人物，这种人在文学界比在其他领域尤为罕见，他们从岁月中汲取新的力量，他们由于一种不断重复的奇迹而越来越年轻、越来越强壮，直至坟墓”。大概就是受了这篇文章的影响，我刻意回避周遭，躲开写作的朋辈，近来才意识到，维克多·雨果在“我们”中间也好，不在“我们”中间也好，本就与“我们”无关。可惜意识到这一点太迟，读过的同辈人的作品仅限于零星朋友的零星几部，只能将自己在《天南》发表小说的那段经历作为青年写作的一种样本来剖析。
我2019年才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书，之前，别人介绍我总是很费劲，最后只得说“他是以前《天南》的作者。”并非每个人都知道《天南》，场面常常尴尬，但我心头是欣喜的。我很愿意打上了《天南》的标签，尽管我跟它的交集只有两年。
《天南》创刊是在2011年年初，那前后，短暂地兴起过一阵独立办刊的风潮，我所知道的，有韩寒的《独唱团》、安妮宝贝的《大方》、张悦然的《鲤》、郭敬明的《最小说》、杨黎的《橡皮》、春树的《缪斯超市》，影响最大的可能是《独唱团》和《大方》，都一前一后地折在了2010年年尾和2011年年初，明面上的原因是“以书代刊”，这既是多数独立杂志在夹缝中的一道生存空间，也是它们的致命之处。《天南》避开了这一点，它借用了广东官方的一本同名刊物的刊号，依托传媒巨头现代传播来运作，无论是当时的媒体，还是主编欧宁，似乎都以为，它会走出一条不同的路，而且会走得更长远。现在看来，《天南》至少做到了第一点，而且只用了一期创刊号就做到了这点，只需扫一眼创刊号的封面，就可以发现它的异质所在，封面用的是一幅摄影作品——一个在恒河畔孤寂地行走的僧人，作者的名字按首字母排序，竖排罗列在了封面左侧，有屡见于传统文学期刊的阿乙、柏桦、李锐、徐则臣，也有刚出版《中国在梁庄》的梁鸿，他们用小说、用诗歌、用非虚构作品，甚至用行动共同呼应着当期的主题：亚细亚故乡。而这个主题的背景是，亚洲各国知识分子正掀起的乡建浪潮。由此，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份杂志努力的方向——打破文学固有的界限。那摆在封面正中间的黄底黑字的刊名，就如同一则宣告：《Chutzpah!天南》。放肆，拽，无所顾忌。
《天南》的异质跟主编欧宁的个人趣味有关，他的主要身份是策展人，杂志的结构就如同一场展览，由“入口”，到“特别策划”，再到“自由组稿”以及“刊中刊”，最后是“出口”，除开文本，《天南》的延伸部分也是独到的，比方第三期的“诗歌地理学”，随杂志一同发布的，还有欧宁拍摄的一组20世纪80年代诗人的口述视频。而我认识这份刊物也源于此。在那组视频中，有一段是诗人郑单衣站在香港的某处露台上，讲他80年代的经历，讲他大学毕业时，穿着一双拖鞋去贵州，结果在那里一留就是十几年，那是他人生中最美好的一段时光。巧的是，当时我正逢大三实习，托人开了份证明交到学校，然后坐火车去贵阳找正在电台实习的朋友，我就是在他租住的屋子里看到了这段视频，一段青春似若与另一段青春构建起了某种隐晦的联系。我印象中，回到成都后，我就在宽窄巷子的报亭买到了这期杂志，但翻找书柜，却如何都找不出这一期来，能找到的最早一本是第六期的“革命”，兴许是掉了，兴许当时只是在报亭前随意翻了翻。
那会儿，我已经在写小说了，写了一部网络小说，四千块钱卖给了一家电子出版商，没有署名权，去贵阳的旅费就是从这儿来的，也写了几个短篇小说，投给了前文提到的独立出版物，也投给了传统期刊，均无回音。知道《天南》后，我就开始在网上关注它的动态，但只是对心仪刊物的单纯期待，既不敢也不想拿自己的小说去骚扰他们，最初看到第九期“方言之魅”的征稿启事时，我仍是这心态，这则启事给我提供了个灵感，我决定用方言去呈现已经构想好的一个地方故事，写完后，我像之前一样，群发给了我所能搜集到的所有投稿邮箱，当然，除了《天南》。这一次，不知何故，收到了好几位编辑的回复，但都是，不予采用，每每看到这样的回复，我都一边犹豫要不要继续写下去，一边幻想自己是不被人理解的天才。再次在微博上看到《天南》的征稿启事，已是截稿日期将近时，我以为他们一定是没找到合适的稿子，再加上那条微博的末尾提到了李劼人用四川方言写的《死水微澜》，我终于厚起脸皮，把小说发了过去。
小说投过去应该是在2012年的6月底，7月初，我就收到了回复，是当期的执行编辑沙湄发来的，她说，这篇小说得到了编辑部同仁的一致好评，他们非常欣赏它的语言和想象力，决定将它收入即将问世的方言文学专辑。当时我已经回了老家乐山，白天在地方电台当播音员，晚上写小说，那天晚上，我写完小说，拿出手机，看到了一串未接电话，是北京打来的，便料到应该是某个编辑部，赶紧登陆久未查看的邮箱，然后便看到了这封邮件，彼时彼刻的状态记忆犹新，内心是空的，就盯着那串文字，一支接一支地抽烟，直到一阵愤怒的敲门声响起。
收到样刊，大概是在2012年8月底，尽管买过好几本《天南》，且在跟沙湄的邮件往复中，已无数次幻想过这期杂志会是什么样，但真掂在手头，它的精致仍是出乎意料的，再看到自己的名字跟骆以军、五条人、野夫一并罗列在封面上，这让我产生了一种已是大作家的错觉。跟欧宁联系上，正是在这时候。是他先打过来的，一连打了好几通，我没接，回到家，我用座机给他回拨了过去，他夸奖我，没有尺度地夸奖我，提到了李劼人，还提到了另一些重要的作家的名字，我没打断他，只是听着，他鼓励我继续方言文学的实验，并且还跟我约稿，让我今后的小说都在《天南》上发，最后又邀请我去北京，参加他们的发刊会，我听到了，我父母也听到了，我按了免提。
那场发刊会是在库布里克办的，叫“文学新血”，请了三个在《天南》发表过作品的年轻人去参加，除了我，还有写诗的余幼幼和写小说的孙一圣，我和幼幼同龄，都二十出头，一圣比我俩大一些，也就二十五六，我们都太新了，我刚发表第一篇小说，幼幼刚出了第一本诗集，是那种廉价印刷品，一圣最腼腆，从头到尾，恨不得一句话不说，相对而言，他其实是经验最丰富的，参加过四次高考，在上海当过保安，后来又到北京当了图书编辑，这是我后来才晓得的，当时并没把他当回事，我们谁也不把谁当回事，以至于那场发刊会很快陷入僵局，最后只能让幼幼念了几首诗草草了事，倒也有个好处，我们在崭新的时刻认识，结下的友谊也是锃亮通透的。那趟北京之行，我也第一次见到了欧宁，当时，我和幼幼坐在出租车上，透过车窗看到他，他戴着一顶草帽，穿了双拖鞋，穿着懒懒散散，姿势也懒懒散散，发现是我们，他笑了起来，后来，我看过他年少时的照片，只有那笑容几十年未变。发刊会结束后，我们聚在一起吃了顿饭，在场的人，除了《天南》编辑部成员以及我们三个，还有柴春芽，柴春芽天生一副反骨，由他牵头，我们把中国作家几乎全批了一遍，欧宁说得少，倒是最后话题回到《天南》上，他的话多起来，原话我记不清了，大意是说，他希望把《天南》办成中国的《纽约客》，培养一批固定的作者，形成一股制度外的文学力量。我当然晓得，他的野心绝不止于此。
此后的事，便顺理成章了。因为欧宁的鼓励，我开始了一系列的方言小说的探索，写了一组川南小镇的少年群像，又写了一组地方上的奇事和艳事，其中，包括处女作《阴阳人甲乙卷》以及《如她》《牛象坤》都是在《天南》上发表，而且是接连的几期，渐渐有传统的文学期刊跟我联系。那是2013年了，传统期刊接连开始改版，《作品》推出了一个新栏目叫《浪潮1990》，那应该是第一个以90后为噱头的栏目，第一期是我和李唐的作品，就我所知，这个栏目之后办了很多年，有几十上百个90后在上面初试啼声，而包括《人民文学》在内的别的一些杂志，也纷纷开辟出类似的板块，尽管有吃奶骂娘之嫌，但我还是想说，这纯然是一种烧香拜佛的心态，既无主张也无格局，单单列上一堆名字，以求借这些名字也变得年轻，砸过稿费便心安，不但没有帮到90后，反倒使90后落得个被“催熟”之嫌。彼时，传统期刊在改变，《天南》也在改变，而《天南》的改变实属无奈。那年夏天，欧宁带着一帮朋友来乐山玩，我当向导，我们已经很熟了，我们聊文学，也聊文学之外的八卦和个人打算，那前后，现代传播因为大环境的缘故，收益折损，结果之一便是《天南》由双月刊改成季刊，我没记错的话，《天南》的办公室已从北京搬到了上海，欧宁的跨界身份也使得他俗务繁多，他在担任《天南》的同时，还在践行着一场乡建运动——碧山计划，而上海离碧山更近，显然，他正把工作重心转移到那头，《天南》停刊是迟早的事。
果然，改为季刊后，《天南》只出了两期，它气数将尽时，我正攒了一身的力气，试图砸毁目力所及的一切东西。那阵子，我写了个村庄，那里没有历史，没有未来，太阳不再升起，这个小说分成两部分，刊在了《天南》第十五期以及终刊上，如今回头看，整部小说近乎胡言乱语，我写了个属于未来的诗人，他把作品刺在人身上，唯有所有的人皮拼凑到一起，方能见到作品的全貌，我借那个诗人之口说：21世纪的小说是雨果的反义词，必须是福楼拜、屠格涅夫、左拉的反义词，是托马斯·曼的反义词，是马克·吐温的反义词，是D.H.劳伦斯的反义词，是福克纳和马尔克斯的反义词，是昆德拉和村上春树的反义词，必须是萨尔曼·拉什迪和赫塔·米勒的反义词，是沈从文的反义词，必须是鲁迅的反义词，是莫言、阎连科的反义词，必须是高行健的反义词，必须是苏童的反义词，必须是王安忆的反义词，必须是张炜的反义词。如果彼时彼刻，我知道自己后来会写《苔》，我想，我会觍着脸把自己的名字也加上去。我只顾着摧毁，并没去想，21世纪的小说或者说新世代文学应该是什么样？
《天南》的终刊或许给出了答案。那一期叫“钻石一代”，取自道格拉斯·卡布兰对1989年之后出生的一代人的命名，欧宁在前言里如此描述：有着多面的棱角，拼命吸收和折射着来自不同方向的光芒，在亟待打磨的粗粝外表下内含着赤子之心。这期杂志将世界各地的89后诗人、小说家和艺术家放到同一平面展现，开篇是墨西哥诗人大卫·梅萨的《致未来世代（宣言）》：
我将整首诗抄录于此，正是想说，这便是对“新世代文学应该是什么样？”的回答，不必去理会所谓“经典”的论调，亦不必去争论谁是磐石谁是流沙，“新世代”必须始于“宣言”，必须始于“主张”，并由此去构筑，才会有可能性。
2014年年初，欧宁在微博上宣布了《天南》的停刊，他写道：过去三年零十个月，《天南》共出十六期，第十六期推出世界各地的89后作家和诗人，作为终刊号，它把我们对文学的期许寄托于新生代的身上。终点处似乎蕴含着一段新的开始，只可惜，告别是准时的，而新的开始却迟迟未到。五年过去了，我们当中的很多人，包括我，迅速借由旧秩序换代的契机，融入了进去，并力图在其间，博得个好位子，做起雨果的梦，做起福克纳的梦，做起莫言的梦，做起阎连科的梦。好在，仍有人坚持，好在，近两年似乎又看到了些不一样的苗头，比方《花城》的“花城关注”，比方《小说界》，比方《思南》，我这个逃兵也暗暗期望，那苗头真能生发出些什么来。
（周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