箭杆胡同9号
文/丁晓平
说句实在话，五四运动已经过去了100多年，中国共产党迎来百年华诞，竟然还有很多文化人完全不知道箭杆胡同9号（今箭杆胡同20号）的历史，实在是不应该。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它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位置以及思想、文化上的意义，正如《新青年》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位置；而它在五四运动中的位置及其思想、政治上的意义，正如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五四精神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位置，可以称得上是一个时代的精神高地。
箭杆胡同9号深藏于故宫东侧的一片老城区里，既不是我们想象中的深宅大院，更没有亭台楼阁，只是一座寻常百姓家的小四合院，自然又孤独地守着喧嚣闹市中一片难得的宁静。北京胡同的名字千奇百怪，有的高大上，有的则土得掉渣，但它们均有典故。箭杆胡同为何名曰箭杆？当初笔者误以为是为清朝宫廷制作骑兵弓箭之地，实则不然。从史料记载来看，箭杆胡同始于清光绪年间，此箭杆亦非骑兵的弓箭，而是指旧时扎纸活的骨架和吊顶棚的龙骨，乃是经过加工的高粱秸。望文生义，可见想象与现实的差距有时候真是天上地下，不可思议。由此推测，箭杆胡同当年应该是扎纸活行业加工高粱秸箭杆的作坊或店铺集聚地。100年过去了，如今提起箭杆胡同9号，或许只有知道五四运动历史的人，才会偶尔想起它；或许只有听说过它的故事的人，才会来这里寻踪访古。100多年前，箭杆胡同9号并不孤单，它与人们所熟知的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北大红楼有精神上天然的默契和历史上的血缘关系。在这个小小的隐蔽的院落里，究竟发生了什么？有哪些值得我们回望的历史呢？我也曾带着这样的好奇，一步一步走近它，走进历史的深处。
如果时光可以倒流，100多年前，箭杆胡同9号那才真正是群贤毕至，高朋满座，中国近现代史上许多文豪、大师、泰斗都曾来过这里。真可谓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不妨列举一些人们耳熟能详的文化人，他们都曾是这里的座上宾，与这个狭窄的胡同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蔡元培、鲁迅、李大钊、胡适、钱玄同、刘半农、高一涵、沈尹默、陶孟和、刘文典、王星拱、章士钊、马叙伦、邵飘萍、周作人、陈大齐、蓝公武、徐宝璜……年轻一辈的有许德珩、邓中夏、高君宇、罗章龙、瞿秋白、黄日葵、王光祈、傅斯年、罗家伦、孙伏园、俞平伯、顾颉刚、康白情、张国焘、段锡朋、易克嶷……可谓群英荟萃，胜友如云。他们因何而来？一说起箭杆胡同9号，不得不说它文化生命的赋予者陈独秀。这位“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有着极富传奇的一生，却是历史活剧中那个最勇敢又最受苦且备受争议的悲剧角色。当然，100多年前，对箭杆胡同9号来说，陈独秀也是一个匆匆的过客。这里是一个孙姓的“在宫中做事的人”的房产，但他只是一个租客而已。那时，这个院落占地面积460平方米，共有房屋18间半，建筑面积为264平方米，分为东西两个小院。
让我们回到1916年。这年12月26日，蔡元培执掌北大，秉持“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十六字箴言”。经北京医学专门学校校长汤尔和推荐，蔡元培拟聘请《新青年》主编陈独秀出任文科学长。恰在这时，陈独秀从上海抵京募集资金，和亚东图书馆老板汪孟邹同下榻于西河沿中西旅馆。蔡元培清晨来访，陈独秀还在呼呼大睡。蔡校长礼贤下士，一边招呼茶房不要叫醒陈先生，一边拿个小凳子坐在陈主编的房门口等候。穿越百年，故事已成历史美谈。陈独秀深感其诚，但并非爽快承应，原因是他需要回沪继续办《新青年》。蔡校长没有丝毫犹豫，希望他带着《新青年》一道进京。就这样，1917年1月13日，北京政府教育总长范源濂签发了第三号命令，根本没有大学毕业文凭的陈独秀出任北大文科学长。那时候，北大作为当时中国的最高学府，共分为文科、理科、法科和工科。文科又包括中文、哲学、英文、法文、历史等系。现在有学者误把北大文科学长比称今日大学文学院院长，实在是不懂历史贻笑大方。陈独秀进京后，经朋友介绍，就把孙家箭杆胡同院落的东院承租下来，门牌为箭杆胡同9号。三个月后，妻子高君曼带着女儿子美、儿子鹤年也来到这里。从此，箭杆胡同9号，不仅是陈独秀的家，也是《新青年》的编辑部。
箭杆胡同9号的大门朝北，位于院子的东北角，是典型的北京四合院的如意门结构，门簪上刻有“吉祥”二字。门前有一对石狮门墩，依然还是老物件，历经风吹雨打，虽风蚀破损，依然倔强地显露峥嵘，仿佛在诉说着岁月的沧桑。我对箭杆胡同9号的兴趣始于2008年，那时应中国青年出版社之约，为了写作《五四运动画传：历史的现场和真相》。我带着10岁的儿子骑着自行车，前往五四大街的红楼，然后沿着北河沿大街向南，再沿着智德北巷向西，行至骑河楼南巷，再一直向南，至北池子头条，寻访箭杆胡同9号，是瞻仰，也是朝圣，是钩沉，也有发现。在随后的数年中，我按捺不住对箭杆胡同9号的神往和激情，时常沿着这条路线，前往拜谒，并陆续著述《硬骨头：陈独秀五次被捕纪事》《陈独秀自述》《陈独秀印象》《世范人师：蔡元培传》等作品。那些年，我始终有一个感觉，这段长度如今只剩下150米的狭窄胡同，与相邻不远的故宫、广场甚至与它主人的办公地红楼相比，无人问津的它显得如此寂寞和落寞，仿佛是熙熙攘攘摩肩接踵的世界中的一个禁地。
是的，不得不承认，箭杆胡同9号目前仍然是不为公众所知的一个冷清所在，现在依然很少有人知道这里曾经发生了什么。在陈独秀诞辰140周年前夕，为感谢和鼓励我在陈独秀研究上的努力，陈独秀的孙女、曾任三届全国政协委员的陈红女士赠给我一帧陈独秀的瓷板画。后来，她又邀请我参加箭杆胡同9号所在的东华门街道和新文化运动纪念馆组织的陈独秀旧居展陈设计研讨会。陈红告诉我，2006年，当她第一次冒着严寒走进爷爷奶奶的旧居时，那感觉仿佛回到了30年前唐山大地震后的北京——“院子里搭满了又破又矮的房子，房屋之间只有一人可走的路，两间东房只剩了前门脸儿，已经被列为四类危房”。老房东的长孙孙志成向陈红介绍了当年陈独秀租住东院时的情形，还精心给她绘制了旧居的图纸。早在2001年，箭杆胡同9号就被列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2008年，陈红以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给时任北京市市长郭金龙写了一封信，表达了“迁出住户，修缮旧居”的要求。2015年9月15日，在《新青年》创刊100周年之际，箭杆胡同9号修葺一新，被街道建成社区居民读书休闲的公共空间。不过，陈红还有一个小小的愿望——建议箭杆胡同9号列入国家文物保护单位。这个或许有些奢侈的愿望，与箭杆胡同9号曾经发生的惊天动地的历史事件和它曾经的主人及其朋友们来说，不算过分，合乎情理，符合历史，也是许多历史学者所企盼的。
从箭杆胡同9号到沙滩红楼，一路向北，步行一刻钟足矣。这段上班路程不算太远，对陈独秀来说，是合适的，比我们现今的上班族挤公交和地铁幸福得多。在箭杆胡同9号，“日夜梦想革新大业”的陈独秀“甘冒全国学究之敌”，开始高张“文学革命军”的大旗，发出了向封建文学总攻的号令，誓言“吾愿拖四十二生的大炮，为之前驱”。他在《文学革命论》中提出了“三大主义”，即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为了提倡白话文，陈独秀致信坚持“文学改良”的胡适：“独之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文为文学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之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其故何哉，盖以吾国文化，倘已至文言一致地步，则以国语为文，达意状物，岂非天经地义，尚有何种疑义必待讨论乎。”这年9月10日，还没有拿到博士学位的胡适，经陈独秀举荐，也来到红楼上班，就任北大文科教授，月薪高达200元。要知道，那时在红楼图书馆当助理员的毛泽东月薪才8元。
鲁迅先生和弟弟周作人也是箭杆胡同9号的常客。在北京大学教授、著名训诂学家钱玄同和国文教授刘半农的“怂恿”之下，鲁迅加入了陈独秀的《新青年》阵营。1918年5月15日，《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发表了鲁迅的短篇小说《狂人日记》，成为新文学为五四新文化运动讨伐封建礼教的第一篇战斗檄文。鲁迅借狂人之口，愤怒控诉绵延数千年的旧礼教是“吃人的礼教”。在陈独秀的鼓舞和启示之下，鲁迅发出了新时代的“呐喊”。从1918年7月到1920年4月，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了50多篇作品，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那时候，鲁迅在西城买下了八道湾11号院，和弟弟周作人住在一起。只要《新青年》有什么活动，他们兄弟俩就会受到邀请，坐着黄包车一路向东，经西黄城根，过北海与中南海之间的金鳌玉洞桥，穿过三座门来到沙滩，再直奔箭杆胡同。在这里，他们高谈阔论，海阔天空，青梅煮酒，觥筹交错，享受着曲水流觞般的惬意和畅快。1933年，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中念念不忘《新青年》的编辑，“一回一回地来催，催几回，我就做一篇，这里我必得纪念陈独秀先生，他是催我做小说最着力的一个”。鲁迅说，他那时做的小说是“遵命文学”，“不过我所尊奉的，是那时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愿意尊奉的命令，绝不是皇上的圣旨，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挥刀”。鲁迅说这些话的时候，陈独秀已被开除出党。陈独秀对鲁迅也是敬重和推崇的，称其“做的小说，我实在五体投地的佩服”，并通过他与群益书社的关系重印了鲁迅的《域外小说集》，还建议鲁迅把发表在《新青年》和《新潮》上的小说，“剪下自加订正，寄来付印”。
的确，那是一个觉醒的年代。在箭杆胡同9号，陈独秀找到了志同道合的同人。“革中国人思想的命”，无疑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几千年封建中国的一次历史挑战，更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创造和贡献。2000年来，在中国历史上敢于直言反孔的人极其少，只有思想界王充和李贽有过先例，但均受到政府压制。近代以来，严复曾在一个时期对中国传统思想提出过怀疑，但遭到正统理论的驳斥后便不再发言。梁启超说过“吾爱孔子，但吾更爱真理”，却也没有多少作为。在箭杆胡同9号，陈独秀以袁世凯复辟帝制为契机，高举民主和科学的大旗，勇敢地站出来，破天荒地“打倒孔家店”的无上权威，在当时可谓振聋发聩，石破天惊。他毫不隐讳、大张旗鼓地掀起“反孔”斗争，对2000年来不容置疑地占据着中国伦理和思想统治地位的儒家伦理道德发难，为争取个性自由解放而斗争，易白沙、李大钊、杨昌济、吴虞和鲁迅等人迅速以不同的方式加盟战斗。针对“孔家店”统治着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现实，《新青年》提出了两大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口号——民主和科学，即“德先生”（Democracy）和“赛先生”（Science）。陈独秀斩钉截铁地说：“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他通过《本志罪恶之答辩书》宣告：“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黑暗。”在那个历史的现场，箭杆胡同9号的主人陈独秀告诉我们：必须把原始的孔子学说与被统治者利用的所谓“孔教”相区分；打倒“孔家店”，不是打倒思想家孔子；孔子是一个人，而不是神。
箭杆胡同9号，是陈独秀人生的一个坐标，也是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的一个地标。从红楼漫步到箭杆胡同，再沿着北池子大街来到天安门广场，如果当年的北大青年学子沿着这条路线，回望历史，就可看到新文化运动解放了一代知识青年的思想，使他们冲出了封建主义的牢笼，获得了独立的人格。只有这样的新青年才能勇敢地走向街头、广场，举行游行示威，火烧卖国贼的住宅，点燃起五四运动的革命烈火。如果没有新文化运动，那些满脑子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的男女知识青年，不过是摇头晃脑地哼哼几句古文，写些佶屈聱牙的之乎者也罢了。新文化运动直接为五四爱国运动奠定了思想基础，准备了一批反帝爱国运动的中坚分子，伦理的觉悟转化为进行政治斗争的动力，白话文成为爱国运动广泛开展的宣传工具。也正因此，1945年4月21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的工作方针》中称赞陈独秀：“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与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我们那个时候学习作白话文，听他说什么文章要加标点符号，这是一大发明，又听他说世界上有马克思主义。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五四运动替中国共产党准备了干部。那个时候有《新青年》杂志，是陈独秀主编的。被这个杂志和五四运动警醒起来的人，后头有一部分进了共产党，这些人受陈独秀和他周围一群人的影响很大，可以说是由他们集合起来，这才成立了党。”由此可见，作为《新青年》的编辑部，箭杆胡同9号可谓名副其实的“五四运动司令部”。
清楚地记得，第一次走进箭杆胡同9号的那一年，我39岁。冥冥之中，人生总会有一些巧合。1918年11月，陈独秀在箭杆胡同9号知道了列宁领导俄国革命成功的消息，知道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那一年，陈独秀也是39岁。用毛泽东的话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比飞机飞得还快……这消息只要一天，即是说，十一月七日俄国发生革命，十一月八日中国就知道了。”那个时候，中国的政治气氛高涨，新文化运动推波助澜。在支持学生社团和学生刊物的同时，陈独秀深感作为月刊的《新青年》，因为“不谈政治”很难对现实的政治斗争发挥作用，必须创办一份“更迅速、刊期短、与现实更直接”的刊物。11月27日，他召集李大钊等志同道合者在北大红楼的办公室里开始讨论创办《每周评论》。他说：“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
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对陈独秀的为人处世，光明磊落，从不搞阴谋诡计，鲁迅最为欣赏。他说：“假如将韬略比做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的，里面有几支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
1919年5月4日，五四爱国运动爆发后，陈独秀经常走出箭杆胡同9号，沿着北池子大街向南，来到长安街。或看望被捕学生，或追踪事件进展，陈独秀天天都忙着采访、写作，一个月内在《每周评论》共发表7篇文章和33篇“随感录”。煽革命之风，点革命之火。陈独秀、李大钊主编的《每周评论》成为新青年们“欢喜无量”的“明灯”，仅在北京一地就发行5万多份，其“议论之精辟，叙事之简洁为全国新闻之冠”。当学生被捕、蔡元培被迫辞职秘密离京之后，上海的好友觉得陈独秀处境危险，就函电“促其南下”。陈独秀气愤地回答说：“我脑筋惨痛已极，极盼政府早日捉我下监处死，不欲生存于此恶浊之社会也。”6月3日，当北京政府出动军警对学生实行大逮捕之后，陈独秀更是义愤填膺。6月8日，他在《每周评论》第二十五号发表了著名的《研究室与监狱》：“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陈独秀高昂的战斗激情和乐观主义精神，感染了“五四”时代的新青年。“研究室和监狱”一时间成为青年学生的爱国诺言和报国实践。蔡元培说：“近代学者，人格之美莫如陈独秀。”
1919年6月11日，对于北京城的老百姓来说，只不过是柴米油盐酱醋茶的日子罢了，然而对陈独秀来说，这一天却改变了他的人生旅程。这天傍晚，他邀约高一涵、王星拱、邓初、程演生等在北大工作的安徽同乡一起，到香厂附近一个名叫浣花春的四川饭馆吃饭。这天晚上的饭局，不同以往，陈独秀是有备而来。在餐桌上，身着白帽西服的陈独秀得意扬扬地拿出一包刚刚印好的传单，名曰《北京市民宣言》，上半部为中文，下半部为英文。这是他6月9日晚上起草后请胡适翻译的，当天夜里又亲自雇了一辆马车到嵩祝寺旁一个专门为北大印刷讲义的小印刷厂印刷，印刷费当然也是他自掏腰包。说着，陈独秀给每人分发了十几张，约好饭后到附近的新世界游艺园散发。他决心要以自己的“直接行动，以图根本改造”，号召“平民征服政府”。其实，他和高一涵昨天就在中央公园的茶座悄悄散发过一些。
吃完饭，陈独秀和高一涵、邓初，有说有笑地走进新世界游艺园。进了门，只见游艺园人声鼎沸，唱戏的、说书的、打台球的，热闹得很，电灯照耀，如同白昼。陈独秀见此情景，不好散发，自己便独自爬到新世界的屋顶花园。因为那里没有人，也没有电灯，且能看到下一层露台正在放映露天电影。悄悄爬上顶层，东张西望了一番，陈独秀瞅准机会把传单撒了下去。哪知道，传单刚刚撒下，从屋顶花园的阴暗角落里走出一个人，向陈独秀要传单看。陈独秀实在是天真极了，当即就从口袋里摸出一张递给了这个陌生人。只见陌生人草草扫描一番，立刻大喊起来：“就是这个。”瞬间，埋伏在屋顶花园的暗探们一起冲了上来，一下子就把陈独秀抓了个现行。
陈独秀就这样被捕了，践行了他“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的名言。是夜12时，军警百余人荷枪实弹包围了箭杆胡同9号，破门而入，妻子高君曼和孩子在睡梦中惊起，当即被搜检去信札多件。陈独秀的被捕，一时间引起轩然大波，中国政治、教育、文化界闹得沸沸扬扬，包括孙中山在内的社会名流和各界大佬，甚至他的学术对手，纷纷发声，发起了营救行动。身在长沙的毛泽东在7月14日出版的《湘江评论》上撰文声援：“我祝陈君万岁！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9月16日，陈独秀获保释出狱，回到箭杆胡同9号。李大钊赋诗赞曰：“你今出狱了/我们很欢喜/他们的强权和威力/终竟战不胜真理/什么监狱什么死/都不能屈服了你/因为你拥护真理/所以真理拥护你”。只要一息尚存，就要战斗不已。很少有人知道，陈独秀短短63年的人生，曾经五次被捕，一生中每12天就有一天是在监狱中度过的。
陈独秀被监禁了96天。李大钊也因此出京到河北昌黎五峰山躲避了一个月。1919年9月，在箭杆胡同9号，出狱后的陈独秀支持李大钊推出《新青年》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这一期《新青年》发表了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和阶级斗争学说第一次作了全面、系统的介绍。在那个创造历史的现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其实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要说起来那就话长了。但是，从此以后，陈独秀与坚持走俄国人的道路、坚持以俄为师的李大钊始终站在一起，携手同行，并肩战斗，开始“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的人生信仰和理想的实践。在经历了与胡适的“问题与主义”之争后，以陈独秀和李大钊为代表，分别在南方的上海和北方的北京形成了两个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中心。党史学界“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历史渊源，也可以在箭杆胡同9号找到你所想要寻找的答案。
拿破仑曾经预言中国是一头睡狮，堪称一个伟人的远见。毫无疑问，在近代中国的思想历程中，五四新文化运动是觉醒年代的一次最为壮丽的精神日出。以前的一切，似乎都汇集于此，彼此激荡奔腾；以后的一切，似乎都由此生发，造成了种种历史的巨变。如果你熟悉五四运动的历史，当你置身箭杆胡同9号，你就会不自觉地陷入无边的沉思。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司令部或者大本营，箭杆胡同9号不应该被人遗忘，它与北大红楼血脉相连，息息相通，且充满着庄严又陌生的神秘。出狱后的陈独秀，思想没有止步。他发表《告北京劳动界》，清晰地把“劳动界”界定为“绝对没有财产全靠劳力吃饭的人”，他们“合成一个无产的劳动阶级”，他要求“取消帝制，改建共和”。1920年2月2日，他应邀前往武汉讲演，深受青年学生的欢迎，被美誉为“卓识谠论”，但“湖北官吏对于陈氏之主张之主义，大为惊骇，令其休止演讲，速去武汉”。他“愤恨湖北当局压迫言论之自由”，遂于7日乘车北上，10日晨抵京。北洋政府看到武汉方面的新闻，才知道保释出狱的陈独秀私自离京，警察厅立即在箭杆胡同9号门前设立了全日岗哨，派一名警察站岗，企图等陈独秀回家时立即逮捕。
尘世间，从不缺少有智慧的人，但缺少有骨气的人。不爱钱、不惜死的陈独秀，赢得了他的同事和学生们的尊敬和爱戴。为了避免陈独秀“二进宫”，安徽同乡王星拱、高一涵、刘文典、程演生、胡适及北京大学同事李大钊、马叙伦、沈士远等均参与了这次秘密的保护行动。陈独秀回到北京，当即就被朋友们接到了怀宁同乡王星拱的家中暂避，随后又转移到刘文典家里暂住。在箭杆胡同陈宅附近蹲守的警局暗探白白等了半天，最后扑了一个空。但北洋政府的警察厅并不罢休，四处打听，终于探明陈独秀住在刘文典的家中。所幸的是，此事迅速被马叙伦获悉，立即“借电话机语沈士远，士远时寓什坊院，距叔雅（刘文典）家较近，然无以措辞，仓促语以告前文科学长速离叔雅所，盖不得露其姓名也。……故士远往告独秀，即时逸避。翌晨由李守常乔装乡佬，独秀为病者，乘骡车出德胜门离平”。随后，陈独秀被朋友们安全转移到李大钊家躲了一天。陈独秀再也没有机会回到箭杆胡同9号了。
1920年2月14日，北京下起了大雪。陈独秀和李大钊乔装改扮，秘密赶往天津。高一涵回忆说：“时当阴历年底，正是北京一带生意人往各地收账的时候。于是他两个人雇了一辆骡车，从朝阳门出走南下。陈独秀也装扮起来，头戴毡帽，穿王星拱家里厨师的一件背心，油渍满衣，光着发亮。陈独秀坐在骡车里面，李大钊跨在车把上，携带几本账簿，印成店家红纸片子。沿途住店一切交涉都由李大钊出面办理，不要陈独秀张口，恐怕漏出南方人的口音。因此，一路顺利地到了天津，即购买外国船票，让陈独秀前往上海。”
有人说，人生最大的幸运，莫过于在他的人生中途，即在他年富力强时发现自己的人生使命。2月19日，陈独秀抵达上海。这一天，是农历大年三十。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除夕之夜，陈独秀的心中是否也怀抱着王安石的这般诗意呢？是否也像历史上的改革者一样憧憬着即将实施变法的新气象呢？是否也渴望着用“新桃换旧符”扛起人生使命呢？
开弓没有回头箭。走出箭杆胡同9号这个五四运动的司令部，陈独秀和他的同志以及学生们一道，在古老的中华大地上开始了开天辟地的伟大事业——创建中国共产党。1920年5月，陈独秀在上海老渔阳里2号（今南昌路100弄2号）《新青年》编辑部正式组织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8月，陈独秀又在那里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的最早组织，经与李大钊商量，定名为“共产党”，陈独秀担任书记。毛泽东说：“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个为了逃避追捕的“思想界的大明星”，开始了他人生的另一种长途跋涉——到不朽的事业中寻求庇护，并且把他的名字镌刻在我们仰望的星空。
现在是2021年的春节，新冠肺炎疫情依然在世界肆虐，大家响应政府号召就地过年。我安静地坐在距离箭杆胡同9号不到5公里的家中，写作这篇不成体统的纪念文字，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庆典。幸福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一代代革命先辈用鲜血、生命和牺牲换来的。历史的天空，群星灿烂。每每阅读他们，情不自禁，热泪盈湿了眼眶。这不是假话，也不是我矫情。恰逢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饮水思源，不忘初心，这是我们的幸运。写到这里，我才发现今天是2月14日，正好是101年前“南陈”和“北李”乘坐一辆破旧的骡车离开北京“相约建党”的日子。那一天，北京下大雪了。此时此刻，我的窗外，下着不成样子的小雨雪，似乎也暗合着我的某种心境。我把自己著述的四五本有关陈独秀的生平传记一一摆在书桌上，即使我的手指不再翻动它们，似乎也能够清晰地感受到独秀先生的思想脉动。沉思良久，忽然有一种莫名的慰藉在心间流过，同时也有一种真实的历史的力量如洪波涌起。我知道，那是穿越百年时空的亘古不变的战斗精神。
箭杆胡同9号，对于陈独秀来说，只是人生的一个驿站。然而，作为《新青年》的编辑部，它却是一个时代的坐标。从1917年1月到1920年2月，陈独秀在这里生活工作了仅仅3年，时间不算很长，既有光荣梦想，也有苦难辉煌。这不禁让我想起1904年，25岁的他背着一个包袱，带着一把雨伞，从老家安庆赶到芜湖科学图书社创办《安徽俗话报》，应邀为书社题写了一副气势如虹的楹联——“推倒一时豪杰，扩拓万古心胸”。诚哉斯言，在那个混乱、黑暗、腐败、分裂、落后、愚昧、受辱的旧中国，“五四运动总司令”陈独秀和李大钊等最先进的革命者一起，“在静水中投下知识革命之石”，高举民主和科学的大旗，“为国家种下了读书、爱国、革命的种子”，教育了一代人，影响了一个时代，改变了一个国家，乃至世界。
在本文的结尾，我心中忽然起了一个念头，就是想告诉看到这篇文章的朋友们：在北京，有一个又短又小又窄的箭杆胡同，是一个十分僻静的所在，那里有一个小小的四合院。无论如何，你们应该去看看，同时带上你的朋友、家人和孩子，一起去。
真的，箭杆胡同9号，你们应该去看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