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女神
文/王宗仁
1989年8月，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了我的长篇报告文学《历史，在北平拐弯》。这部长篇展现了和平解放北平的全貌和细节，展现了这场战役的背景、进程和结局。从历史背景中再现各种人物的命运和归宿。傅作义和他的女儿傅冬菊是我着重描写的人物。
大约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某天中午，我接到市内一个电话，女人的声音：“你是王宗仁吗？”我应承后她自报家门：“我是傅冬菊！”我马上回答：“你是傅作义将军的女儿！”她笑声爽朗：“没见过面的老朋友！”
我告诉她，创作《历史，在北平拐弯》那些年，我多方打听她，就是联系不上，太遗憾了！
她说：留些遗憾是好事，修改书稿时有余地！
接着，她给我讲了一些我没有写进作品和写得不清楚的关于她和她父亲的事。电话里不可能细说，我边听边速记了一些内容。
北平在1949年1月3日和平解放。傅作义当时的头衔是“华北‘剿总’司令”，和平解放北平协议书上当然是他签的字。一年前当蒋介石交给他这个重任时，他没有一个明确表示接受的态度，当然也就没有预料到，等待自己的将是由于本人力所不及而招致的难以收拾的局面。不可排除的是，不管当时他有多么复杂的心情，在重任压在肩头时他左右摇摆认为希望还是会有的。
一年后，北平和平解放，避免了战争对千年古都的摧残。当然傅作义是有功之臣，后人称他“和平将军”。和平起义是他当时必须选择的光明之路。但是，不可忽视这样一个前提：他最后下决心在和谈协议上签下“傅作义”三个字的那一刻，面对的是国民党摇摇欲坠的倾斜江山，又有众多的外力助阵，他才果敢地做出这样的抉择。隐蔽在他身边的中共地下党员、她的女儿傅冬菊，就使傅作义起义多了一种可能。
傅冬菊用女儿千回百转的亲情和愁国忧民的赤胆感化父亲，逐渐把将军的钢盔铁甲换成了贴心的“小棉袄”，人们赞誉她为“和平女神”。
傅冬菊是傅作义的大女儿，上中学时就加入了党的外围组织“民主青年联盟”。1944年入党，当时的公开身份是天津《大公报》记者。1948年9月，她来北平组稿，任务完成后，她已经坐上了火车，要回天津。就在火车即将启动时，北平地下党员李炳泉上车找到她，将她从火车上拉下来，说：“天津那边来电话了，叫你留下来，以照顾你父亲生活的名义，多向党组织提供一些你父亲的思想动向方面的情况。”李炳泉还说：“天津方面还让我转告你，北平的党委书记佘涤清近日会找你接头，详细情况他给你谈！”
傅冬菊就这样调到北平工作。随后，也是地下共产党员的爱人周毅文，也来北平工作了。落脚北平的次日中午，佘涤清如约在北海公园一棵松树下和她见面。短短几分钟，他把傅冬菊和父亲应该如何相处，她与几个接头人在几个点怎样接头的事项，交代得精微却很隐蓄，冬菊仿佛置身朦胧的月光深处，又好像走在太阳的边沿。佘涤清举的虽是一盏油灯，但让冬菊觉得黑夜里有了生命。
她去山那边一朵花里结果，何惧征途崎岖！
佘涤清最后说了一番儿女情长的家常话：“你就和你父亲一起住在中南海。你就是尽孝的他的女儿。在这个前提下，你要密切地观察将军的言行，根据他的言行分析他在想什么，他要准备干什么。记住，是察言观色，不是打听，更不能辩论，不能激动！”
傅冬菊想说什么，佘涤清一个手势阻止了：“就这些，记住你是将军的女儿，其他什么头衔都不是就行了！只有先做女儿，然后你才可以完成一名共产党人的任务！”
她心领神会，告别佘涤清。
走进中南海大铆钉牢牢箍着的红漆大门那一刻，她总有一种好像去迎接暴风雨的感觉。她在心里一直叮嘱自己：“我是女儿来看望父亲的！”这般想着，她得到些许安慰，即使面对暴风雨，那也是太阳雨，于她和父亲都是如我所愿的暖心！
此后，傅冬菊差不多隔日就要到东黄城根胡同共产党员李中同志家里，和佘涤清见面。有时佘有事来不了，就由崔月犁秘书长替他来接头。她把能观察到的父亲的情绪表现，哪怕扔在地上忘了踩灭的烟头，都会如实地报告给党组织。
他们要用心中的光亮，去唤醒一个半睡半醒的人。
这中间有个插曲：傅冬菊第二次入党。
她本来是到北平来出差的，党的组织关系自然还在天津。佘涤清不知道，以为她是“民青”盟员，还没有加入党组织，于是一次交谈完工作，对她说：“冬菊，你写个自传，党组织准备发展你入党。”
傅冬菊听了，先是一愕，想解释一下。转而又一想，不妥。佘是出于不了解情况还是别的考虑，她自己解释都不妥。于是她便答应马上写个自传。这是她第二次入党。这样的事只能发生在那个特殊的年代。
傅冬菊不高不低的适中个头，显得干练、轻盈、透明，一眼仿佛就能看到她体内装着一片白云、蓝天。她的少年时代是在太原开始的，初中没上几天，日军就从北平到了河北与山西交界的娘子关一带。战争的炮火很快就波及了太原。于是，她和弟弟、妹妹跟着母亲辗转逃到西安。西安并不安宁，日军的飞机三天两头就来轰炸。他们又逃到重庆，进入南开中学读高中。当时，每逢节假日，她经常和同学到新华日报社去玩，这样就有机会见到周恩来。他总愿意和孩子们聊天，问他们读了些什么书，学生们都有些什么活动，对抗战有什么想法，家长们有些什么情况，等等。他经常教育孩子们要多读书，不光读书本的书，还要读好“社会”这本大书。所以，从那时起，傅冬菊就特别热爱周叔叔，觉得他和蔼可亲。冬菊第一次叫他“周伯伯”时，他立即纠正说：“不能这样叫，就叫周叔叔，你父亲比我大三岁！”“冬菊，你可以做做你父亲的工作嘛！”就是周叔叔的这句话起了作用，以后，她父亲来重庆办事，她总会拿上几本精心挑选的解放区出版的书放到父亲的桌子上。当然，有时也是随手抓几本花花草草之类的书。这些挑选来的书对父亲来说是很新鲜的了。看不看这些书和材料，傅作义从来没有在女儿面前透露过，只是有一次，当他一进屋又瞅见桌子上有几本书时，笑着对冬菊说：“我知道又是你放的！”
现在傅冬菊进了北平，这个老习惯仍然不改。像过去一样放的书刊都是父亲喜欢看的，或者是需要他逐渐喜欢看的。这就多了一些有共产党消息的书刊，当然内容特别敏感的她不放，时机不到。
这天，傅作义进屋来，落座。他看到桌子上照样有几份书刊，另外餐桌上的饭菜也摆好了。他既没翻阅书刊，也没动筷子吃饭，好像有什么心事压在心里。
冬菊说：“爸爸，你回来的正是时候，该吃饭了！都是你最喜欢吃的，家乡荣河的小吃，刀削面！”
傅作义仍然没接女儿的话茬儿，却问她：“冬菊，你是共产党员吗？”
傅冬菊几乎不假思索地回答：“不是，我觉得我不够资格！”父亲不再问了，女儿也不说话了。陡地，父女之间好像垒起了一堵墙。
屋里的气氛变得有些严肃了。一边是共产党员傅冬菊，一边是国民党上将傅作义。是高墙吗？是对垒吗？是，又不是。起码最终不会是。
看得出，傅作义要用女儿的清纯填充自己空虚的时机到了！
就是这一次，即父亲问了她是不是共产党以后，她觉得有些话该跟他说了。于是，她郑重其事地给他传达了佘涤清代表党组织对父亲提出的希望，用起义的方式解决北平的战事。当然，她尽量把话说得委婉些，不要一下子使父亲难以接受。
父亲听了，没有明显的接受或不接受的表情，只是慢腾腾地夹了一筷子菜放到嘴里，未嚼几下就咽下。然后问道：“你说的是真共产党还是军统？现在挂羊头卖狗肉的有的是，你可别上当！要是遇上假共产党，那就麻烦大了！”
冬菊有些急了：“爸，看你说得多玄乎，我又不是三岁小孩，就那么容易上当？”毕竟是女儿对父亲，还是有撒娇的时候。
气氛似乎有所缓解，不过，女儿接下来的话很严肃：“爸爸，他们都是我的同学，是真共产党，不是军统！”
父亲又问：“是毛泽东派来的还是聂荣臻派来的？”父亲逼望着女儿。
冬菊是个诚实的姑娘，从来不撒谎，尤其在父亲面前，又是这样一个严肃的问题，她如实地对父亲说：“这事他们没有说，我也没问，明天我弄清楚了再告诉你。”
第二天，傅冬菊和佘涤清约定在中山公园一棵古槐树前见面。她对佘涤清说：“我爸爸问我，要和他和谈的共产党是谁派来的，毛泽东还是聂荣臻？”
佘涤清笑了，问：“你是怎么回答的？”
“我对他说，我不知道。”
“那你就告诉他，是毛泽东派来的！”
傅冬菊回到中南海，把佘涤清的话如实地转告给了父亲。他听罢，稍思考了一下，手拍到桌子上，说：“那好吧，我有一件十分机密的事，能不能请他帮忙办一下！”
“能！当然能！”冬菊回答得很干脆。
于是，傅作义说：“请他以我的名义给毛泽东发个电报！”
冬菊说：“好！”说着她就去拿笔、纸。
父亲伸手拦住了冬菊：“一个字也不能用笔写，只得记在脑子里。对你的同志也只能口授，口口相传，绝不能字传。一点痕迹也不能留下！你听着，我口述，你心记！”
电报的原文（大意）是这样的：
毛泽东先生：
我不愿再打内战了。为了保卫北平的古迹，为了人民生命财产免遭损坏，我愿意接受毛主席的领导，接受和谈。请求派南汉宸先生来谈判。我手下现在还有几十万军队，200架飞机。过去我幻想以蒋介石为中心，来挽救国家于危亡，拯救人民于水火之中。现在我已经认识到这种想法、做法是彻底错误的了。今后我决心要以毛主席和共产党为中心来达到救国救民的目的……
傅冬菊听着父亲口述这封信的语气，分明是长期压抑后的心情松绑和释放。完毕，他让女儿复述了两遍确定无误时，才说：“好！就这样！你马上把它发出去，一定要办成！”
“爸，你放心！我一定办成！”
转身，傅冬菊就把电报口述给了地下党的另一个负责人王汉斌。王也是她经常联系的领导。她感到一阵轻松。那刻，她脑中除电报，别无所思，别无所想，她信步走上长安街路旁草坪边，总觉得每滴露珠都很干净。
同时，她的心头也袭上一股焦虑，甚至可以说是很沉重的焦虑。父亲企盼得到心满意足的结果，现在这个结果正走在路上呢！路上会遇到什么意外吗？汹涌的浪头还是荒蛮的沙海？
她得到了一只大船，又盼望能有一个救生圈。
傅作义焦虑的心情肯定比女儿有过之而无不及！翘首而盼。
欢乐与焦虑，有时候其实没有本质的区别。
一天过去了！
三天过去了！
一个星期过去了！
没有任何回应。
傅作义纳闷。冬菊也纳闷。她去问王汉斌，王汉斌也纳闷。
远方的远方，仿佛都是哑谜。
中南海傅家住的屋外，有一棵正在开花的芙蓉树。记得父亲说是醉芙蓉，“三醉芙蓉”，随着太阳东升西落变化颜色，清晨开白花，中午花能转成淡红色，傍晚又变成深红色。
傅冬菊望着芙蓉树想：我是不是也遇到了醉芙蓉？她忽然觉得自己企望得到的那么远，不想看见的怎么那么近！
傅作义迁怒于女儿，但他也明白这绝不是女儿的问题。他不得不把女儿叫来，说：“你把地下党的负责人叫来，我派代表和他们面谈！”
傅冬菊觉得此刻全世界似乎都没有她的去处了。怎么办？她只能把爸爸的意见报告给了党组织。很快就约定双方代表见面的时间、地点。
傅作义的代表如约前往。
可是，对方的代表没有影儿。
所有的墙壁似乎都没门！
季节已经进入冬季，人心难道也冷了？
傅作义的心思乱极了。本来他的心就够乱了。他把怒气全发到女儿身上：“让你办事，你没办成。你认识的是假共产党！”
冬菊说：“不，是真共产党！”
连她自己也知道这样的辩解非常苍白。最后，她只能求父亲：“爸，你可不能抓人！”
“我哪能抓人？我什么时候抓过人？”
其间，发生了一件似乎意料不到又仿佛在意料中的事，让傅作义魂飞魄散，基本上炸毁了他那顶“‘剿总’司令”的头衔：一天夜里凌晨三时，锡拉胡同11号前北平市长何思源家的屋顶，两颗定时炸弹轰然爆炸，何思源和夫人受伤。何思源是一位爱国的市长，近一个时期，他为了催促傅作义走和谈的道路，四处奔忙。定时炸弹粗野、鲁莽地撞进市长家里，是蒋介石在指派特务暗中阻挠傅作义与中共和谈的罪证。
何思源给傅作义传话：生命只有一次，要万分珍惜！
谁能断言定时炸弹不会撞进傅作义的住所！
……
这天，傅冬菊从外面一回来就发现屋里的气氛有点异样：父亲坐在屋里大发脾气，好像在和谁吵架。可是，屋里明明就他一个人呀！她看到父亲坐的椅子下，扔了许多咬断了的火柴棍儿。咬火柴棍儿，发泄！
这时，父亲站起来，心急火燎地在屋里踱了几圈，又叨叨起了电报为什么换不来回讯的事。当然少不了对女儿一通埋怨。
他坐下又咬着火柴棍儿。
谁能理解他？
傅冬菊有些手足无措，她的心猛地收缩起来。父亲的这些异常情绪和动作，也许会酿成一场大祸，造成难以挽回的后果。
她立即把看到的这一切报告给了党组织。
这时，傅冬菊才得到消息，负责和她接头的佘涤清已经暴露了身份，被国民党军统逮捕。现在和她接头的是崔月犁，难怪父亲给毛主席的电报无回音。
傅冬菊很快和崔月犁联系上，把父亲近来的异常情绪报告给了崔月犁。她说：不好了，我父亲不想活了!
崔月犁听了大惊，他明白眼下安慰傅作义的唯一办法，是尽快把他给毛主席的电报发出去。他随手拿起一张窄窄的纸条，让冬菊重述了电报内容。
崔月犁转手就把电报稿交给了他的妻子徐书麟。徐书麟在师范大学中学训练部工作，是崔月犁的义务地下交通员，她立即把电报稿送到了北大红楼后面的一条胡同里，那里住着译电员何剑。何剑即刻把电报稿翻成密码，又送到东单洋溢胡同交给发报员艾珊。
艾珊迅速办理，通过地下电台，把消息发到解放区河北沧州泊镇，直接交给了平津前线总部林彪、罗荣桓、聂荣臻。
春暖心安……
1949年1月14日，傅作义的谈判代表邓宝珊、周北峰按照和解放军约定的时间，出城赴解放军平津前线总部北平通县宋庄，傅作义亲自送他们启程。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在离宋庄不远的五里桥迎候。这是双方第三次和谈。
邓宝珊是傅作义在和谈中派出的最高级别代表，也是毛泽东先前所示的那种“有地位，能负责”的代表。邓是甘肃天水人，辛亥革命时期参加了著名的新疆伊犁起义，还在陕西参加过讨伐袁世凯的斗争。1924年，他参加冯玉祥领导的国民军，拥护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西安“双十二事变”中，他拥护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他很早就任过国民党甘肃和绥远省主席。抗战期间，他率部驻军榆林，和陕甘宁边区建立了良好关系，曾三次途经延安，每次都受到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林伯渠、贺龙等领导的热情接待。毛泽东数次与邓长谈，彼此知情知心。眼下，邓宝珊的头衔是华北“剿总”副总司令，兼任晋陕绥边区总司令。
北平和平解放时解放军入城景象 国画 247x124cm 贺国林
邓宝珊抵达解放军平津前线后，毛泽东即发电表示欢迎。1月14日的会谈使北平和平解放的趋势不可逆转。“通县和谈”作为平津大战中国共双方军队高级将领在战场上的最后一次正式接触被载入史册。
1949年1月22日，傅作义发表公告，对外正式公布了北平和平解放的实施条文。
北平大街小巷，拥满人群，大家争看公告，都在探询解放军入城的消息，等着看揭开北平崭新历史一页的壮观场面。
发表公告的当天，傅作义在怀仁堂召集在北平的军统各单位头子开了个短会。将军脱掉军装，身着便衣，显得平静、严肃，讲话很短，说：“今天上午，和平解放北平的协议我已经签字，希望你们的行动立即停止。关于你们今后的生命财产，可以负责保证安全。你们如果愿意回南京，我们负责用飞机送走……”
讲完，傅将军就离开了会场。
这时，原军统北平站站长王蒲臣把早已拟定的特务人员名单，交给了傅作义的秘书。
一连三天，入城的解放军队伍络绎不绝。
我在创作《历史，在北平拐弯》的近三年中，总想尽量地多找一些当年的当事人，特别是和傅冬菊接触或了解她的人，提供一些她的故事。就这样，我见到了崔月犁，他已经从国家卫生部部长的岗位上退下来了。我特地请他带我看了看那一年，他和傅冬菊交换给毛主席电报稿的东黄城根胡同李中的家。我们去了，却找不到那个地方，当年弯弯的胡同变直了，那个泥土砌的门楼换成了砖瓦屋檐。唯有门前的那棵银杏树似乎还在，却也老态龙钟了。人在回忆往事包括看曾经熟悉的地方时，当时的关注点同回望时的关注点迥然不同。崔月犁感叹说：“那个时候我们这一刻还能见面，兴许另一天的这一刻我们会毫无准备地离开北平，甚至离开这个世界！那时我们都像傅冬菊一样，总是小心翼翼地声东击西。不想进去的出不来，想出来的进不去！早晨心里还揣着黎明，指不定傍晚就可能戴上了敌人的手铐。”
那次，傅冬菊给我打电话，我特地求证崔月犁这番话，她听了不吭声，久久地，久久地才说了一句话：我总觉得那次带着给毛主席的电报，走到黄城根好像跋涉了半生的光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