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钢炉和它的城
文/唐 铮
“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组织委员会”这行字显然是被刻意做旧了的。
深锈红色的字体上凝结着氧化过的黑斑，仿佛经过了岁月的长久侵袭。大字之下是一片本色的钢板，钢板上的锈迹深深浅浅、浅红微褐，从远处看上去像一幅别具匠心的溪山行旅图。
这种苦心孤诣的视觉设计，无声地彰显着冬奥组委坐落地原先的身份——首钢。
曾经，首钢人非常介意“首钢搬迁”这个说法，会认真地一字一句地强调：首钢只是“涉钢业务主体流程搬迁”——因为将钢铁主流程搬到河北后，首钢在北京还有很多非钢铁业务，而且在京郊还保留了一部分冷轧板业务。
而现在，即使最正根的首钢人也会毫不在乎地说出“搬迁”这个词。十余年光阴里，所有人都发现，首钢和北京之间的血肉联系是无法斩断的，完全不需要靠抠字眼来强调存在感。
首钢人习惯用两个词语来浓缩百年时光里的巨大变迁——“从山到海”“从火到冰”。
从山到海，指的是首钢从诞生之日就背靠着的燕山山脉，搬迁到了渤海之滨的曹妃甸。从火到冰，指的是首钢从热火朝天的炼钢地，变成了冰凝雪融的冬奥会场馆。这两个变化，无论哪个放在一家企业身上都是翻天覆地的，而首钢不但在10年里默不作声地将它们都完成了，还交出了不错的成绩单。
这两次转变，也都与北京这座城市血肉相连。首钢诞生于急缺重工业的年代，一度用巨额利税给北京经济做出了极大贡献。随着北京对产业布局和城市功能的不断调整，首钢在京逐渐告别重工业，转向服务业。举办2008年奥运会时的环保要求，是促使首钢搬离北京的最后“一根稻草”，而使得北京成为世界唯一一个“双奥之城”的2022年冬奥会，又给首钢带来了新的转型契机。一个企业，以怎样的面貌出现在一座城市的岁月里，绵延百余年的时间。
这，是极其郑重的一件事。
Lose the battle，Win the war ——首钢百年间的跌宕和曲折，与英国经历了“至暗时刻”后丘吉尔劝勉国人的名言如此契合。根本没有一家企业能够像首钢那样，在北京凝聚了那么多的时光，折射了那么多的寓意，始终用一股热火朝天的钢铁硬气和它所在的城血肉相连。
也许只有经历过池城之失而又行至长远的人，才能更深切地理解这种情感。
既然是首，就要带头
首钢的诞生早于新中国，1919年日本人建立的龙烟铁矿公司石景山炼铁厂是它的前身。
新中国成立之时，站在天安门城楼向西远眺，除了连绵起伏的燕山山脉，还能看见几根孤零零高耸着的烟囱。工厂早已停工，烟囱矗立在枯草败木之间。
严格说，首钢名为“首都钢铁”，但与首都的地理关系并不紧密。当时北京城区的面积并不大。可资对比的是：20世纪60年代之前，北京城里有人过世了，子侄辈往往会扛着灵柩出城，一路向西跋涉12公里，到一座土山上将亲人下葬。这座土山就是现在八宝山人民公墓的前身。
当时在北京人眼里，八宝山离北京城已经非常遥远，人迹罕至。但是，从八宝山再径直向西走7公里，才能到达首钢厂最东边。当时，首钢老一号高炉所在的半山坡名为“回马坡”，由于太过荒凉，传出不少鬼故事。在首钢建厂之时，厂党委为此专门喊出“回马坡前不怕鬼”的口号来激励职工。
尽管坐落在远郊，但首钢自成立以来，一直堂堂正正地把自己叫作“首都钢铁厂”。
在废弃了30多年的日据期建立的铁厂里，工人们胼手胝足地建起了一座新的钢铁厂。1950年，破旧的老一号高炉被提上改造日程。首钢几十名工友连续33天没回过家，24小时连轴转，使得高炉的两个主要指标全部达到了世界第一：利用系数突破2.5，超过了苏联的钢厂；焦比降到336公斤，低于日本同级别的钢铁公司。
二号高炉改造，三、四、五号高炉，初轧厂，冷拔厂，电焊钢管厂……一个接一个开工上马的工厂，将首钢厂区外一片片荒野和菜地变成了一座座崭新的厂房。
随着首钢厂区逐渐扩大，从厂区到北京市区的沿线也逐渐繁华：军区、商场、居民楼、机关大院……纷纷落在沿线两侧。20世纪60年代，北京修建新中国第一条地铁时，就规划了1号线苹果园到复兴门段，那时整个石景山地区都只是乡村，只是因为首钢坐落于西郊，才会在地铁里加入了需要通向首钢家属区的站点。
不夸张地说，首钢凭借一厂之力，改变了北京这座城市的区域分布。
到了1964年，首钢厂区北面有了炼焦厂、烧结厂、炼铁厂，南面有了炼钢厂、初轧厂，我国第一座30吨氧气顶吹转炉在首钢上马。首钢初步形成了集采矿、烧结、焦化、炼铁、炼钢、轧钢为一体的钢铁联合企业。1966年，一号高炉创造了利用系数为2.55、焦比为362公斤的世界纪录。第一次为新中国夺来了一个工业经济技术指标的世界冠军。
到了20世纪70年代，首钢占地之大、员工之多，已经非其他企业可比。每年都有大批青年人走进钢厂，对于他们来说，首钢给他们带来的不仅仅是一份工作，更是一种荣誉、一派新气象。
虽然整个新加坡没有大型工业，但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一直认为，一个城市，即使没有工业，也必须有工业精神。
当经济逐渐发达，城市化是必然的一步。而全球范围内的城市化都是先从工业化起步，这并非偶然。那种掩映在层叠管道、巨大高炉之中培养出来的集体感，能为一个个分散的个体赋予整齐的精神面貌，使得积极向上、打破常规、勇敢尝试的心气成为这个集体的主旋律。
当土生土长的农人们懵懵懂懂、带着些许惶恐来到城市，大型工业生产会带给他们整齐的秩序、进取的精神和向上的面貌，而非单打独斗、靠自己去体会城市文明时下意识在警惕中出现的防范、狡诈、冷漠、分化……
去了解和融入一个城市时，是从接触优点还是接触缺点开始，会让个人命运截然不同，而千千万万个这样的个人会聚起来，就注定了这个企业的不同。1970年6月8日，在接见全国重点钢铁企业代表时，周恩来总理对首钢的代表说：“首钢是首都的钢厂，既然是首，就要带头！”
很长时间里，首钢人都是按照这句话，去理解和承担自己在北京肩负的使命。在那段北京以建设现代化工业基地为最大目标的日子里，整个北京的第二产业比重从1954年的44.1%，提高到1980年的71%，而首钢的突飞猛进是其中最大一块“压舱石”。
无料钟炉顶是现代钢铁业一项革命性的发明，它能将炉料分布到料面上任何一点，极大地提高工作效率。然而这项专利归卢森堡所有，转让价格昂贵。首钢人自己造模型、算公式、做实验，硬是建了出来。1980年，无料钟技术发明者、卢森堡工程师莱吉耳专程来首钢参观，看完后，他赞叹地说“：全世界都买我的专利，就是你们中国不买。你们自己搞成了，有些细节还超过了我！”
1985年9月，381位首钢工人在比利时拆了一座名叫赛兰的钢厂。钢厂占地42亩，设备总重量62000多吨，2.8亿个大小零件，拆迁编号写满了22个大本子。一年后，14台大型拖车载着总计1300吨的设备构件，中国当时唯一的一台120轮大型运输车载着转炉的炉体，壮观地开进了首钢。原地搬来一座钢厂，这至今仍是国内钢铁业的唯一一次。
类似的事情在首钢不胜枚举。首钢人坚信“只要想干肯努力，没有干不成的事”，这种带着集体感、荣誉感和认同感的强烈信念，贯穿于首钢以及它在此后的几十年里创下的一个个行业奇迹里。
80年代的改革排头兵
1992年邓小平的南方谈话被誉为“春天的故事”，广为人知。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1992年5月22日，邓小平视察改革成果，点名要到首钢看看。在时任首钢掌门人周冠五的陪同下，邓小平在首钢转了一大圈之后，欣慰地说：“路啊，历来是明摆在那里的，是走得快，还是走得慢；是走得好，还是走得坏，那就看你走的路第一是对不对，方向对不对；第二是走得好不好。你们这两条都走对了。”
这一年是首钢的高光时刻——钢产量从1978年的179万吨扩大到800多万吨，名列全国第一。首钢一家企业上缴的利税达到全北京市税收的23%。
这一切都要从1979年的改革说起。
1979年，首钢成为国务院宣布的扩大企业自主权试验的8家试点单位之一。时任首钢董事长周冠五提出了“包死基数，确保上缴，超包全留，歉收自负”的承包方案——在每年上缴利税递增7%的前提下留成利润。
改革第一年，周冠五制定了全年实现利润2.65亿元的承包基数，结果留利4000多万元。第二年，首钢实行“递增包干”，承包基数2.7亿元，递增率定为6%，结果利润又增加了1000多万元。
“承包制”给首钢带来的是跨越式的大发展：到1988年，首钢铁矿石产量1975万吨、生铁产量336万吨、钢产量357万吨、成品钢材产量314万吨，分别是1978年的175.9%、137%、199.4%、268.4%。
不仅如此，首钢还开展了跨行业、跨地区、跨所有制、跨国经营等一系列突破性举措。收购秘鲁铁矿，成立中国海外第一矿和海外最大独资企业；创办华夏银行，开了“企业办银行”的先河；进行技术改造，综合实力从钢铁行业第八位上升到前三位，再到坐稳全国钢铁业头把交椅……
由此，全国有了“农业改革看凤阳，工业改革看首钢”之说，首钢的改革思路成为全国国企改革的学习对象，周冠五本人也在1985年登上了《中国企业家》的创刊号封面。
留在企业里的利润，首钢把其中六成拿来扩大再生产，两成用作职工福利，还有两成作为工资奖金。这样一来，激增的不仅是首钢的产量，还有工人们的收入和福利。
首钢“承包制”实行了15年，职工的工资福利按照年均16%的速度，也持续上涨了15年。
1992年，私人可以购买小汽车的政策刚放开没两天，北京市就出现了第一个购买私家车的人。他对着镜头骄傲地公开自己“首钢工人”的身份，没人觉得奇怪，那年头就能买得起车的也就是首钢工人了。
那些年，首钢各项待遇真不是一般的好，企业专门为职工建了面包、饼干、熟肉、麻花、汽水、冰激凌、洗衣机、电风扇、家具等各种生产线，吃喝穿用一概都发。每年新盖10万平方米宿舍楼，职工结婚两年之内肯定能分到一套单元房。每年一次全员年终会餐，算得上是有迹可查的最早的“企业团建”。首钢还在辽宁建了一座能同时接待5000人的疗养院，职工每年可以带家属轮流去休养。
从首钢工作园区到住宅园区，到处都是整齐划一的气息——弥漫着香肠味儿，那就是首钢又发香肠了；弥漫着腥气，那就是又从渤海边的养殖基地调来了新捞上来的海鲜；弥漫着酒气，不用说，肯定是刚搞完全员大会餐……
但首钢的“承包制”绝不是大包大揽，与之配套的还有各种从严治厂的管理措施。
和“提留包干”一起，周冠五同步推出了“三个百分之百”的“岗位责任制”——规章制度必须百分之百地执行；违章违制必须百分之百地登记上报；违章违制者不论是否造成损失，都要百分之百地取消当月奖金。
迟到一分钟，在车间里摘下安全帽捋了捋头发，一个零件没放到位，浪费了一组棉丝……哪怕再小的过错，最少扣罚一个月的奖金。
当时还有一个故事，引起了一番社会讨论——
一天上午，炼铁厂二高炉更换热风阀时出现了险情，钢丝绳拧成了麻花。张德勤师傅见状赶紧跑上20多米高的热风炉平台，把身子探出栏杆外，火速排除了故障。但是，张师傅在操作过程中没有系上安全带，违反了安全规程，当月奖金被扣得一分不剩。
《工人日报》把这事刊登出来，收到了60多封来自全国各地的信件，大家众口一词为张师傅鸣不平——“做好事还受罚，以后谁还去学雷锋？”
为此，张德勤师傅专门给《工人日报》写了一篇《严是爱，松是害》的文章，认为罚得对。他写道：“假如我为了争分夺秒排除故障，一下子从高空掉下来，摔不死也得落个重残，那时恐怕同志们又该为我惋惜了！”
随着首钢体量的日益壮大，它与所在的北京市，也早已形成了牢不可破的共生关系。20世纪90年代，每到北京当年上缴利税不够完成国家指标时，就会直接向首钢开口。首钢往往二话不说，直接从当年利润超留部分拨出一笔划过去，就足够北京市向中央“交差”了。还有一年，和平里小区大年三十断了气，连晚饭都没法做，首钢迅速对接了自己的焦炉煤气输送过去，解了燃眉之急，时任北京市市长专门派人在大年初一给首钢送了花篮表示感谢。
时至今日，走在石景山区一栋栋如同孪生的住宅楼里，楼下乘凉闲话的老人们还经常回忆起当时首钢人多力量大的荣光时刻。一个企业一生中，赢面最大的与最虚无的机会，都来自他们对时代下注的时刻。某种意义上来说，首钢在改革之初甘霖初降时的勇气、胆魄、坚定、坚持的精神，造就了他们的辉煌年代。
从压产限产到“从山到海”
2003年，时任唐山市发改委主任、唐山曹妃甸工业区管委会常务副主任薛渤洵从内部渠道得到了一份意为“首钢主动要求搬迁曹妃甸”的报告，报告中主要表示了一个态度：首钢愿意从北京主动搬迁到河北。
另外，报告里还提出了三个请求：一是搬迁经费由首钢自己来筹集，不花国家一分钱；二是搬迁将不占国家一分耕地；三是首钢一直是一个在国际和国内都享有很高声誉的老企业，希望得到国家对企业声望的扶持和保护。
只捍卫名誉，不捍卫利益，主动包揽责任——报告中恳切的言辞，一如几十年来首钢一贯的作风。
在此之前，首钢的发展已经停滞了六七年。这段时间正是全国钢铁业高歌猛进的时候。2002年，中国钢铁业产量比10年前增加了8倍多，首钢却还是维持1994年的800万吨产量丝毫不动。
随着人们对环境污染越来越重视，首钢不再是北京这个城市的宠儿。
整个北京的地势西北高、东南低，首钢位于北京的正西方，正处在上风口的位置。钢铁业向来是污染大户。20世纪80年代，炼钢炼焦冒出的黄烟，几小时之内能把周边路人的鼻孔染黑。首钢宿舍里没人敢在阳台晒衣服，含酚的污水对北京原已宝贵的地下水源更是影响巨大。
资源紧张的问题比污染更严重。北京人均占有用水量不足300立方米，可首钢一家企业的年消耗就达到8000万吨水，够当时全北京人用大半年。首钢的原料和钢材运输，也成了北京铁路不可承受之重。一度，在北京旅游、商业等需求激增之下，首钢的货运专线被北京铁路局“无限期叫停”，原料运不进来，产品发不出去。
这一时期，北京也在不断摸索着自己的定位，寻找更符合首都功能的产业布局。从20世纪80年代末起，北京大力发展第三产业，1994年，第三产业比重彻底超过第二产业，此后持续稳步升高，1998年第三产业比重超过60%，2005年超过 70%……
从20世纪90年代末起，国家就再也没有给首钢批复发展规划，首钢也再没有在北京地区扩大规模，只处于维持简单再生产状态，且主打产品为螺纹钢、盘条钢，被形象地戏称为“面条 裤腰带”，是市场上的最低端产品。
正值国内建设高峰，各家钢厂都在突飞猛进地发展，坐看老大地位被小兄弟们一个个超越，要强的首钢人心里的滋味可想而知。
首钢并非没有做出环保的努力。从1995年开始，首钢每年环保投入接近2亿元，这个数字甚至超过很多小钢厂的全年利润。脱硫、去酚、过滤……所有环保设备都不惜血本地用了全世界最好的。厂区漫天烟尘的情况减轻了，工人在钢炉前工作一天还能做到脸上不脏，排放的烟气最高能够达到98%以上都是水蒸气，首钢园区里绿草如茵、鲜花盛开，干净的池水引来了一群群天鹅，汇聚了大量摄影发烧友。
然而，钢铁业毕竟是耗能污染大户。
2001年，全国政协副主席钱伟长在给北京市政府的一封《关于解决北京市空气污染和地下水位下降问题的建议》的信中概括说：“现在北京市的上空有个黑盖，黑盖的中心就是石景山，到了晚上就往市里移，往下沉。钢铁厂的炼焦炉在炼焦过程中由于需要往焦炭上喷水，大量的酚进入水中，废水渗入地下，严重污染了地下水。酚的毒性很大，饮用受酚污染的水后会影响人的寿命。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办法，是把首钢有污染的项目全部搬迁出去”。
2008年奥运会的成功申办，给环保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某种意义上更是把首钢搬迁的决定向前推了一大步。
终于，2005年2月，国务院正式批复，决定首钢逐年减产，同时进行搬迁，离开北京。
几十年间，亲手建立起来了那么多“全国第一”，又要亲手把它拆掉，这是在自己的心窝子上动刀子。即使抛开感情不谈，把800万吨产能的特大钢铁企业东迁250公里，也堪称中国工业化进程中史无前例的计划。
但首钢人就这样再一次从无到有地干起来了。
距京城200多公里之外的曹妃甸小岛，人迹罕至。吹沙填海的工人们在海岸线3公里以外用石头圈起一道堤坝，几十艘吹沙船夜以继日地从海底把细腻洁白的海沙吸起来，填进堤坝里……陆地一寸寸前移。一年后，首钢新址一期工程，11.95平方公里全部吹填完毕。三年后，错落有致的现代化厂房，自动化的生产设备，花园式的厂区，簇新的宿舍楼、餐厅、食堂、健身房、游泳馆、候车大厅等生活设施，双向四车道的便利交通全部建成。
位于曹妃甸的首钢京唐公司，是中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临海钢铁厂。进来的矿石、煤炭、原材料，出去的成品，都可以轻而易举地从海路运输，有显著的成本和效益优势。
2008年9月，第一批8000名首钢员工面临一道重要的选择题：留在首钢老区、到顺义冷轧公司，或是到曹妃甸的首钢京唐公司。
每人领到的表格上都有三个志愿，结果很多人不约而同地填了：京唐、京唐、京唐。
每个周五中午，100多辆大巴从曹妃甸的首钢京唐公司大门口出发，浩浩荡荡地驶回北京。周日下午，再浩浩荡荡地开回京唐公司。300公里的路，4个小时左右，5000多首钢人从此过上了这样候鸟式的生活。
在海滩上，首钢人实现了二次创业，也完成了产品的升级换代。搬到曹妃甸后，首钢不再生产“面条”“裤腰带”等初级钢材产品，而是开始向汽车、家电等高端制造业供应高端板材。首钢京唐的板材最薄能压到0.12毫米，比纸还薄的板材一连几十平方米，连一个针眼大的砂眼都找不出来。
在曹妃甸，从造船的宽厚板，到汽车用板、家电外壳用板，再到小饮料罐用的镀锡板，从油气管线到电子器件，31个钢种280多个牌号的产品全部属于高精尖品类。“长征五号”“长征七号”运载火箭发动机、国庆阅兵检阅车辆，都用上了首钢的钢。
2007年，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到首钢视察时说：“搬迁使首钢获得了新的机遇，站在了新的起点，这个新起点的标志就是先进。”
2014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国家发展全局的高度作出了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这一重大决策。在专题听取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汇报时，习近平总书记专门点出，首钢搬迁到曹妃甸就是具体行动。
就在这一年，首钢京唐公司首次扭亏为盈，实现盈利。首钢人交出的成绩是：家电板全行业占比22.98%，行业排名第一；车轮钢占比30.3%，排名第一；高强钢占比26.12%，行业排名第一；集装箱占比20.11%，行业排名第一；汽车板占比7.44%，行业排名第六。
首钢自己除在这些贡献之外，最津津乐道的莫过于这一过程中员工的安置措施。
自首钢搬迁方案确定，首钢专门协调人力物力，对数万名职工的情况进行大摸底，收集了几百万个数据，对每个人的工作岗位、年龄、素质、就业偏好都统计得一清二楚。“他们工作的变化，完全不是个人的缘由，是随着产业结构调整而被时代决定的。”时任首钢总公司党委副书记姜兴宏说，“所以，企业要对这些为首钢奉献了一辈子的人负责，不能破坏他们的切身利益，也不能影响他们的主人翁意识。”
2010年底，首钢在京的最后一座高炉停产。停产当天，最后一炉铁水从提梁上滑过，倒进储藏罐时，钢花四下飞溅、绚丽一如烟火。现场的媒体和工人们不断按下快门，璀璨的花火衬托下，拍出来的照片就像打了背光一样好看。
事实上，当代的钢铁冶炼早已经完全没有钢花四溅的火热场面。如果按照日常生产场景，只会是一大壶钢水从高空滑过，严丝合缝地灌到炉里。一切悄无声息。为了让大家更好地感受到这最后一炉钢的绚烂，首钢的工程师专门在电脑里手动改了几个数据，才造出了美丽的视觉效果供大家纪念。
最终这炉钢水被浇铸成很多三指宽的小钢条，发放给首钢职工，细致入微地给他们留下最后的纪念品。
或许是集体的力量赋予人们以温情和归属，直到2010年底首钢钢铁主流程彻底停产，老首钢人的凝聚力一直都在。
一毕业就进厂的首钢老职工程国庆，在首钢老厂房改造中负责设备的拆除和押运。那段时间里，无论刮风下雨，他都要亲自把废钢护送到车间，晚上更是打起十二分精神，提防废钢被偷。他也遇到过有人想从他这里高价回收废钢，都被他拒绝了。“厂子交给我的每一份工作，我从来不敢有半点懈怠。”
停产后，生产部调度中心的24块监控屏幕一块块地熄灭，看似平静的停产步骤实际暗藏杀机——运行多年的老管道里面沉积了不少易燃易爆的焦油煤气，送氧管道里的高纯度氧气存在爆炸风险。整个停产过程时间紧，又无前例可循，全靠工作人员自己摸索。
一个多月的时间里，首钢生产部修改制定了95项有关停产的生产规程，检查了368个多年不用的阀门，查明其中不可调试的共有16个，并对这16个阀门逐一制订了紧急预案。最终，首钢石景山厂区的10个厂矿始终保证了运行故障为零。
工人们无意间又给首钢创下了一项纪录——大型钢厂安全停产、经济停产、稳定停产无故障。他们俨然是生命被2倍速乃至N倍速快进的一群人，对这座城市的最后坚守却一直持续到最后一分钟。
“从火到冰”的第二次跨越
停产后的首钢不再火热。
随着北京城市面积的扩大，首钢早已不再偏僻。坐落在长安街西延线上，交通四通八达，生活配套一应俱全。在节节攀升的房价之下，总计8.63平方公里的厂区如果用来开发房地产，绝对是一本万利的好买卖。
但这是被首钢率先否定的方案。关于首钢厂址的再利用有过很多种讨论，但卖地挣钱从来没有被列入选择。
首钢人一直像看护眼珠子一样看护着这片已经停产的厂区。2006年，首钢旗下的首建投公司联合清华大学刘伯英团队，对现存建、构筑物的现状、历史、文化、艺术、技术、经济等各个方面逐一进行综合考察，确定了36项强制保留、42项建议保留，以及124项重要工业资源。
2009年，首钢厂区曾和上海浦东展开激烈竞争，争夺建设迪士尼乐园的许可权。在项目策划书里，首钢给想象中的迪士尼乐园规划了一个钢铁乐园区。在这个区里，料库、运载皮带、高炉、轧机全都可以被用上，游客可以坐在游览车里，在真实的钢厂遗存中体验游戏的乐趣。
最终，迪士尼乐园花落浦东。但如果迪士尼看到现在的冬奥组委办公地，即使不至于为错过而懊悔，起码也会觉得当初首钢这个设想绝对不是一个坏主意。
2015年7月31日，国际奥委会主席托马斯·巴赫宣布2022年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主办城市是北京。至此，北京成为第一个举办过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和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以及亚洲运动会三项国际赛事的城市，也是继1952年挪威奥斯陆举办“双奥会”后时隔70年第二个举办“双奥会”的首都城市。
此时的北京，人均GDP已经达到发达国家水平，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8成。以电子信息、生物医药为主的高新技术产业完全取代化工、冶金等传统重工业，成为第二产业中的主导行业。
从这时起，一项全世界目前为止绝无仅有的，在巨型工业更新计划里办奥运会的改造项目开始了。几年时间里，首钢园区将自己打造成了新时代首都城市复兴的新地标。
现在的冬奥组委和冬残奥组委办公地，是6个改造过的筒仓，过去用于储存和运输高炉炼铁原料。筒仓外观统一保持混凝土工业建筑的本色，干净清新。筒壁上被切割出大小不一、错落有致的圆形、正方形和长方形窗口，筒仓之间用观光电梯相连。主办公楼大落地窗外通向空中的皮带通廊被最大限度地保留了框架，还被重新喷涂上了生产时期的首钢蓝。不远处，小火车静静地躺在轨道上。置身于此，现代建筑风格和工业历史风貌对比鲜明、相映成趣。
沿着冬奥组委首钢办公区向南，原本用作晾水冷却池的秀池波光潋滟，一群群肥大的锦鲤在水里游来游去。秀池原本水深5米，改造后被压缩到了1.2米，深处的空间被改成地下车库和水下艺术展厅，陈列展览着首钢百年的辉煌厂史。
单板大跳台场馆像一条飘带，凌空挥出美丽的曲线，这是北京冬奥会唯一一个位于市区内的雪上项目举办地，也将是世界首例永久性保留和使用的单板大跳台。
群明湖被修葺一新，三号高炉被设计成了文化中心，精煤车间被设计改造成了国家冬训中心、一号高炉被打造成了娱乐体验馆，废旧厂房改建而成的国家队训练基地能够保障短道速滑、花样滑冰、冰壶、冰球等项目45个小项的训练需求……无人驾驶电动车在园区里穿梭，给充满阳刚气息的钢铁遗存带来了几分科幻感。
2018年6月，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官方城市更新服务合作伙伴签约仪式在首钢园区北京冬奥组委办公区举行。这一天，首钢凭借自己的成绩让奥运会最高级别赞助商的名单上首次出现了“城市更新服务商”这个新类别。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在签约仪式上脱稿致辞，称赞首钢：“如果您对城市更新感兴趣，如果您想了解奥运会是如何推动城市发展，如果您还想知道奥运会是如何助力实现一个城市、一个区域，乃至一个国家的发展规划，那请您环顾四周，看看这个堪称典范的首钢园区，您将会知悉所有答案。”
首钢人再度找到了和北京相互依存成长的契合点。在首钢工作了22年的刘博强，曾经干过轧钢工、维检工、焊工，现在的工作从轧钢转向了制冰。靠着一股钻研劲，他借来40公斤重的制冰机每天晚上加班苦练了三个月，制出的冰一次过关。1991年来到首钢炼铁厂的一线原料工郭普旭，成为首钢工舍精品酒店客房部的经理，即将迎接冬奥会的全球来客；1997年从技校毕业后来到首钢的姜金玉，成为冬奥会讲解员……他们的个人际遇，与改革开放的历程相融合，与北京乃至整个国家的发展共振。他们的精神面貌，也是这个时代风气的真实写照。
曾经给北京带来荣光和财富的首钢，几经变迁而始终与北京紧密相连。火热的钢铁生产场面或许不可复得，但这座钢炉和它所在的城，以及它们共同经历的时光，那些来自集体和岁月的力量，是时间无法消融的。
从这个意义上讲，它值得被记录，也必须被记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