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烨：新老作家前赴后继抗战文学波推浪涌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70年前的抗战胜利，不仅改变了中国的现代历史和世界的主要格局，也改写了中国现代和当代文学的基本面目。因此，梳理有关抗战文学的脉络，寻绎其发展演进的轨迹，在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既很有纪念意义，也颇具现实意义。抗战是历史事件，更是精神宝库。
从1937年发生于卢沟桥的“七七”事变起始，到1945年的日本宣布投降，中国人民历经八年的抗日战争，最终取得全面的胜利，这被人们习称为“八年抗战”。但实际上，日本军国主义入侵中国，是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开始的(并可以上溯到1895年甲午战争后侵占我国台湾省)，在半年不到的时间里，便侵占了整个东北三省，扶持起伪满傀儡政权。从这个时候起，中国人民尤其是东北人民，就开始了对日本侵略者的顽强反抗与坚决斗争。因此，中国人民的抗战是从1931年到1945年，进行了14年。
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反侵略战争和民族解放战争，它捍卫了国家的主权与领土完整，洗雪了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遭受的奴役与压迫的耻辱，极大地推进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维护世界和平的伟大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抗战的终获胜利，不只是改变了中国历史总的进程、建构了世界版图新的格局，而且以社会运势、历史经验和民族精神等多方面的内容，构成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宝库。比如，民族的觉醒与团结，爱国主义的焕发与凝聚，万众一心、血战到底，自力更生、自强不息，这些意志与品质的持守与弘扬，等等。同时，也是通过抗日战争，中国人民充分认识到八路军、新四军是来自人民、为了人民的人民军队，中国共产党是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的领导核心。也是因为抗战，全国从上到下都更为清醒而深刻地认识到，落后就要挨打，贫弱必遭人欺，从而对清明的政治、繁荣的经济、强盛的国力，更为渴望和期盼。
这样一些丰盈又充沛的精神元素的集合，使得抗日战争远远地超越了战争本身，而具有了文化启蒙、思想洗礼、斗志磨砺、精神冶炼的熔炉性功效与宝库性意义。而正是这种在战争的故事中包孕了诸多精神的内涵，抗战题材成为中国作家们常写常出新、中国读者们常读常爱读的重要题材。抗战写作与抗战历程同步行进
一般说来，文学创作因为写作者需要一个观察、浸润与把握的过程，很难做到与现实同步、与历史同行。但抗战题材显然是个例外，因为事件本身的紧要性与重大性，更因为作家自身的敏感性与责任心，几乎是在抗战爆发的同时，反映它的作品就接踵而至，从此文学就与抗战相随相伴，同频共振。
在抗战文学的写作上，深受东北沦亡之苦痛的东北作家走在了最前列。1935年间，萧红的《生死场》与萧军的《八月的乡村》列入“奴隶丛书”一同出版，使得这一年的抗战文学在当时格外耀眼。随后，又有舒群的短篇《没有祖国的孩子》等作品相继问世。自1937年之后，全国的抗战版图与政治格局大致分为沦陷区、国统区和根据地，有关抗战题材的写作也分别表现出不同的情形。
国统区的抗战写作，以丘东平的《一个连长的战斗遭遇》、萧乾的《刘粹刚之死》、姚雪垠的《差半车麦秸》、李辉英的《北运河上》、骆宾基的《东战场的别动队》等中短篇小说，吴组缃的《山洪》、老舍的《四世同堂》、端木蕻良的《科尔沁旗草原》、齐同的《新生代》、谷斯范的《新水浒》等长篇，着力于揭示沦陷区人民的悲情生活及其精神苦闷，着力于表现它们在重压之下的生活自救与精神觉醒。这些作品有的因为反映现实的快捷，带有战地速写的意味；有的因为纠结于苦难的倾泻，调子相对低沉，但都以其几近无距离的及时与真实，而具有无以替代的现场性与纪实性。
根据地的抗战写作，以马烽、西戎的《吕梁英雄传》，孔厥、袁静的《新儿女英雄传》，柯蓝的《洋铁桶的故事》，邵子南的《李勇大摆地雷阵》，华山的《鸡毛信》，管桦的《雨来没有死》，孙犁的《荷花淀》，丁玲的《一颗未出膛的枪弹》，刘白羽的《五台山下》等作品为代表，对处于抗战前沿的战斗者的斗争生活予以跟踪式的描写，正面表现了抗战斗争的艰苦卓绝与军队和人民的同仇敌忾。相较于国统区的抗战作品，出自根据地的抗战小说因为多是战斗英雄和英雄群体的纵情歌吟，在格调上显得更为明亮。
抗战时期的抗战小说，总体来看，因为近距离地反映了抗战“进行时”的场景与画面，虽然不免带有新闻性强于文学性的不足，但又因为具有在场性、及时性，以自己的方式记述抗战过程，而成为抗战历史的一个重要构成。抗战写作成就了红色题材
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乃至整个“十七年”时期，小说创作特别是长篇小说创作，一直呈现革命历史题材与农村现实题材两类写作双峰并立的格局，支撑起当时文学小说创作的偌大天空。而在革命历史题材写作中，抗战题材的小说写作又占据了主要地位。
这一时期的抗战题材小说写作，以出自河北、山东两地的作家作品数量最为众多，质量也较为上乘。出自河北的抗战名作有：徐光耀的《平原烈火》、李晓明和韩安庆的《平原枪声》、刘流的《烈火金刚》、雪克的《战斗的青春》、冯志的《敌后武工队》、李英儒的《野火春风斗古城》等；出自山东的抗战名作有冯德英的《苦菜花》、刘知侠的《铁道游击队》、赛时礼的《三进山城》、曲波的《桥隆飚》等。这些作品再加上高云览的《小城春秋》、孙犁的《风云初记》、玛拉沁夫的《茫茫的草原》等作品，一起汇聚为抗战题材的滚滚洪流，构成革命历史题材写作的最大板块。
由于从事这些题材写作的作家自身多有抗战生活的经历，作品的写作带有亲历者的充沛激情；又由于他们的文化熏染多来自于传统的话本小说，文学趣味偏于大众读者，作品普遍具有较强的半自传性、浓厚的故事性乃至相当的传奇性。同时，由于当代文艺创作较多地受制于当时的政治要求，这也不可避免地在这些作品里打上一定的印记，也使这一时期的抗战小说，在反映的内容上多为根据地军民的政治化生活形态与军事类人物形象，在表现形式上也显现出一定的模式化与单一性。
在十年“文革”期间，文艺领域整体萧条，而革命样板戏一枝独秀。其中京剧《红灯记》、《沙家浜》、交响音乐《沙家浜》与抗战题材有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抗战的题材，在整个“十七年”时期和“文革”时期，都是占据着首位、在唱着主角。由此来看，说抗战题材成就了红色文学，当属实事求是，并不为过。抗战题材在新时期的渐次突破
新时期以来的30多年，是中国社会进入划时代的巨大变迁的时期，也是当代文学发生历史性演变的重要时期。在这一时期文学创作的发展与演进中，抗战题材的写作依然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并在表现对象与表现手法等方面体现出有力的突破与明显的进取，从而使抗战题材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新的光彩。
在新时期到上世纪90年代的抗战小说中，有两种现象值得关注。
一种现象是，依然健在的老作家们体康笔健、发挥余热，继续书写自己的抗战故事，使得他们以抗战为主题的文学生涯再度焕发出新的青春，如管桦的《将军河》、曲波的《山呼海啸》、艾煊的《乡关何处》、刘知侠的《沂蒙飞虎》、马加的《北国风云录》、黎汝清的《皖南事变》、李尔重的《新战争与和平》、王火的《战争与人》等。老作家们的抗战新作，都在自己生活体验的基础上进行了一定的艺术提炼，较之他们以前的作品，这些作品的故事营构与语言运用也更为老到，作品普遍闪耀着一种现实主义精神的炽烈光芒，显示出了雄浑深沉的思想与艺术风格。
另一种现象是，一些未有抗战经历的年轻作家在依托某些史料与史实的基础上，通过艺术想象来切近历史和表现抗战。这一类作品有莫言的《红高粱》，周梅森的《军歌》《孤旅》《国殇》与《大捷》，张廷竹的《泪洒江天》，叶兆言的《追月楼》，刘恒的《东之门》，池莉的《预谋杀人》等。这些作品有的写土匪的抗战，有的写国民党军队的抗战，有的写不屈的士绅，有的写人性的变异，虽然都是抗战背景下的人物与故事，但却普遍摆脱了传统的抗战题材小说的写法，在描写对象与叙事手法上或有新的突破，或有新的开掘，有力地填补了抗战题材小说写作中的不少空白。
如果说老一辈作家的抗战书写仍是旨在反映抗战中共产党与人民军队的英豪与先烈，从亲历者的角度去尽力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的话，那么，新一代作家笔下的抗战故事已不再专注于抗战的过程本身，而是在这样一个大的历史背景与战争场景之下，去探悉多种形态与方式的抗战，以及着意挖掘战争对于人性的压抑与扭曲，表现出更为宏阔的艺术视野与富于个性的文化思索。新世纪以来抗战题材的种种新变
在新世纪以来的小说写作中，抗战题材不仅未有丝毫减退，而且在描写对象、塑造人物和题旨营造诸多方面都有极大的拓展。而且，由于网络写作与网络传播的迅猛发展，与抗战有关的军事小说、谍战小说、特战小说纷至沓来。与过去相比，抗战小说在新世纪又迎来发展演进中的一个全新阶段。
在描写对象上超越红色抗战既有模式的，有宗璞的《野葫芦引》，主写抗战时期知识分子的失落与抗争；温靖邦的《虎啸八年》，以广角镜头宏观展现国共之间既合作又斗争的政治较量与军事运作；石钟山的《遍地英雄 VS 遍地鬼子》，写精于内斗的各路“胡子”面对鬼子这个共同敌人时，识大体地捐弃前嫌，顾大局地合力抗战；常芳的《第五战区》，描写开明士绅与地主阶层在危难之时的深明大义与积极抗战；严歌苓的《金陵十三钗》，则以柔里含刚的手法，让人们看到了底层妓女的血性迸发与奋起抗争；范稳的《吾血吾土》，以一个远征兵的命运颠簸，书写一个传统学人不变的民族气节。把这些作品总合起来看，抗战的场面不仅陡然拉大，变得宏阔而壮观，而且置身其中的人物也三教九流、形形色色，充分展现了民族在觉醒、全民在抗战的生动而宏大的历史画卷。
在书写共产党及其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战斗争方面，新世纪的一些作品也超出了既有模式，翻新出别的花样，令人耳目一新。如都梁的《亮剑》，写了八路军的艰苦抗战，更塑造了李云龙由农民到将军的个人成长与战火冶炼；衣向东的《向日葵》，以胶东八路军某兵工厂险象环生的斗争故事为依托，着力塑造了一个不问政治的科技人才从绅士变为斗士的过程；海飞的《回家》，通过写新四军的伤兵、国民党的溃兵、老鼠山的匪兵为了截击日军通力合作，表现了民族战争对于民族精神的感召；何顿的《来生再见》，通过一个唯唯诺诺、事事被动的小人物被抗战改写人生的经历，揭示了战争中普通人的复杂性格与隐秘心理。而铁凝的《笨花》、张者的《零炮楼》、尤凤伟的《生命通道》、闫欣宁的《走入1937》等作品，则以战争背景与乡土场景的有机融合，写出了并非军人的普通乡民以民间方式进行的乡土抗战，并深入探析了抗战既激发民族性又暴露国民性的双面镜特性。
总起来看，抗战这个积淀深厚的文学题材，由抗战时期的如实反映抗日斗争的现状与实情，到“十七年”和“文革”时期的着意表现革命精神与“红色”情结，再到新时期的渐次突破与超越、新世纪的多方拓新与进取，在70多年的发展演进中，从选择性和有限度的文学反映到更多样、更全面的文学表现，走出了从狭窄到宽阔、从一元到多元的文学创新之路。
抗战的硝烟早已散去，抗战的故事并未完结。事实上，在中国人民纪念抗战胜利，世界人民纪念反法西斯胜利的时候，战争策源地的日本不仅未对侵略历史有任何反省，反而顽固不化地遮盖历史、变本加厉地复活军国主义。从这个意义上说，抗战的意识不能减敛，抗战的警钟仍需长鸣。因此，抗战题材的书写还需继续延宕和努力创新。这是对难忘的历史的最好祭奠，也是对有意抹杀历史的最好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