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才：写诗与译诗 

　　你们也许会觉得：“我只是写写诗，我又不懂外语，我也不译诗，我跟译诗有什么关系？干嘛非要把写诗和译诗扯到一起？”

　　但我们得知道，我们写诗，写的是新诗即自由体诗。那么最早写新诗的人是谁？是胡适。我建议大家抽点空，再回头去读一读胡适的《尝试集》，读一读胡适自己的序言，你们就会发现，《尝试集》中有一首诗叫《关不住了》，被胡适称作“新诗的纪元”。这首诗，其实不是胡适创作的，而是他“译/写”的。

　　可见，译诗其实是中国新诗的源头之一。

　　胡适之后，新诗经历了诸多变化，将近一百年了。这中间，法国的象征派诗歌影响很大，可以说，这个影响一直延续到牛汉那一代诗人：在建构诗歌意象的同时，挖掘“象征”的力量，比如《华南虎》。象征派诗歌，当然是从法语翻译过来的，它推动和刺激中国新诗去建构自己的语言的“现代敏感”。戴望舒是很重要的一个“现代派”诗人，也是非常出色的一位翻译家。他的“写诗”和他的“译诗”，不是平行地，而是互相缠绕，呈S形地贯穿着他一生的诗歌探索。我举戴望舒，因为他是个很突出的例子，能够说明，“译成汉语的诗”在汉语新诗中，占据着很重要的一个位置。还有鲁迅，他的一半作品是译作，如果不能理解鲁迅首先是个伟大的翻译家，也就无法把握鲁迅是个伟大的作家。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大潮，“朦胧诗”崛起。它为什么会崛起？这同北岛那一代诗人对外国诗歌的敏感很有关系。诗人多多曾说：“要跟上翻译的步伐”，因为他感到有必要关注外国诗歌的动向和进展。译诗，让我们读到“外国的”诗歌，更重要的是，它还带来新的词汇、新的语法和新的诗学。中国诗人中，谁对译诗的消化能力越强，谁就越有可能把诗写得有新意。当然，作为祖传的遗产，中国古诗也是诗人必须反复阅读、默会于心的另一个诗歌宝藏。

　　所以说，只要你写诗，不管你懂不懂外语，不管你是不是翻译诗，“译诗”跟我们每一个诗人都有关系。

　　我们正前所未有地置身于一个翻译的时代，也就是一个“世界文学”的时代。世界文学，如果没有翻译，它根本就无从谈起。我们都为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感到欣喜。诺贝尔文学奖，说穿了，就是诺贝尔文学翻译奖。莫言诺奖，是他创作的胜利，也是翻译家翻译的胜利。

　　每一年，都有不少译诗集出版，我们要关心，要阅读，要有能力从中嗅到、窥见、领悟到一种异质的崭新的东西。说到底，译也是写，写呢也是译，只是译是从有到有，写是从无到有。从起源处说，文字、语言本身，就是对世界的翻译。

　　理解译诗，对我们写诗，益处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