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发稼：我一直是个阅读“杂食者” 

　　我今年79岁了，已出版著作80余种，人称“诗人、作家、评论家”。从一个少不更事的村童，到如今成为小有业绩的写作者，我的“成长过程”离不开阅读：离不开当年老师们对课内阅读和课外阅读的指导。

　　从前好像没有“童书”这个概念，也说不出哪本书乃至哪篇文章对我影响最大。小时候我是个阅读“杂食者”：什么文章都看，什么书都读，只要进入我视野的我都看。

　　我的家乡崇明岛(原属江苏，1958年划归上海)是1949年6月5日解放的，那时我刚上初中一年级。我的整个小学时代是在新中国成立前度过的。

　　我的父亲一生从教，在外地教书，当过小学校长。一次，祖父要我给父亲写封信，我费了很大劲写了，祖父看了竟勃然大怒，骂道：“小学生连信也不会写，白字连篇，狗屁不通！”

　　人，即使小孩，都有自尊心。挨骂后我下决心一定要学会写信。其时父亲正好寄来两本书，一本叫《新尺牍》(即书信集)，一本叫《模范作文》(即现 时多如牛毛的“小学生优秀作文选”之类)。我仔细认真地反复读了这两本书，把“好词好句”摘抄在小本本上，在写信、作文时应用，慢慢地，写信不怎么吃力 了，作文也不怎么可怕了，甚至还得到老师的表扬。

　　那时每星期一上课前必定要举行“周会”，集体背诵《国父遗嘱》(“国父”即孙中山先生)，“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 等”，至今我还能背得滚瓜烂熟。祖父逼我读《孝经》，开宗明义第一章“仲尼居，曾子侍。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顺天下，民用和睦，上下无怨，汝知之乎？ 曾子避席曰：参不敏，何足以知之？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复坐，吾语汝”。“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等句，我至今铭刻心间。小学“国语课本”里 胡适先生的《我的母亲》我印象极深，为了教训贪玩的小胡适，母亲不惜对其施行体罚，“拧我的肉”，使我初感母爱的严峻和伟大。课文里“空气流动，就成为 风”“太古时代，世界是个荒野”，使我从小对大自然的奥秘，产生极浓厚的兴趣。蒋介石以“经儿知之”开头的家书，令我最早感受到父爱及父亲的责任。老师摇 头摆尾极为投入的古诗吟诵，可能是引导我后来一生爱诗、至今十分强调诗(成人新诗和儿童诗)的韵律和节奏的一个重要隐因。我的族里邻居在县城大户人家当厨 师，春节归家时带回一本《小朋友》杂志，这是我平生接触到的第一本儿童刊物，里面的故事好精彩啊；所登的小诗及插图，非常优美有趣。后来我才知道，这就是 儿童文学——专门给小孩子写的文学作品。

　　以上这些“杂食”式的阅读，为我打下了最早的人文知识基础和写作底子。我后来在《他们引我走向文学之门》一文中说：“当时幼小的我，当然不可能 很好地理解孙中山先生《遗嘱》里的民主主义思想以及《孝经》里讲的孝道，但无论是《遗嘱》还是《孝经》，它们精练和流畅的文字，应该说对我后来走上文学之 路，是起了积极影响和引导作用的”。

　　初中一年级快结束时，家乡解放，这时我11岁(我5岁上学)，开始接触到新的文艺读物。劳动出版社出版、柯蓝和赵自合著的《不死的王孝和》把我 推向了“政治”，我原来僻居与世隔绝的乡野，什么都懵里懵懂；读了这书，知道了世界上斗争的复杂性。上海电力青工王孝和烈士就义前高呼“特刑庭乱杀人！” 的口号令我震惊、令我愤怒、令我战栗，他在生命最后时刻写给爱妻忻玉英的遗书，真是句句泪、字字血啊！……

　　考上初中，须到县城上学，我寄宿在离中学较近的舅舅家，大舅是粗通文墨的菜农，有段时间，睡前躺在床上，他有声有色地给我讲述话本《王清明合同 记》。现在看来那是一部落套的才子佳人故事，但其充满悬念的情节，浸透人性伦理的艺术叙述，令我欲罢不能，深陷其中不可自拔。那是一本不厚的绣像石印线装 书，县城书肆有售，我多么想得到一本啊，不知在书摊前徘徊多少次，但终因囊中羞涩经济窘迫只能望其兴叹。

　　初二时，学校来了位年轻的音乐教师叫陈伯琛，他也是位作曲家(他作词作曲的《庆祝三八国际妇女节》1950年代初曾在全国电台反复播出)，在陈 先生的影响下，我爱上了音乐，后来由我作词作曲的歌曲作品曾在地方及中央级报刊发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用。也是在初二时，我从图书馆借到一本丰子恺著的 《漫画的描法》，从此喜欢上了美术，曾与同学合作发表过绘画作品。后来我大量读了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冰心、艾青、臧克家、田间等等中 国现当代文学大家的作品，以及契诃夫、托尔斯泰、普希金、高尔基、肖洛霍夫和别车杜等许多俄苏文学大师的作品，眼界大开，几乎与此同时，便开始了自己的文 学习作书写，到处投稿。至于文学评论，开始写一些诗评文章，则是受到前辈诗人、评论家何其芳和沙鸥的影响。何氏的《关于读诗和写诗》《诗歌欣赏》《文学艺 术的春天》，沙氏的《谈诗》一集、二集等，我都是当作文学教科书来反复认真仔细阅读和学习的。

　　我既搞评论、研究，也弄创作。我曾多次申述过一个我认为是重要的看法一直未引起注意，借此机会，我愿意再重说一次

　　我多年来一直坚持业余文学创作，除了“爱好”和“积习难改”外，还有理念上的原因，这就是：我认为一个文学研究工作者——理论家、批评家乃至文 学史家，最好也能搞点创作。有一定形象思维、“写作实践”的经验，懂得和切身体察到创作的甘苦，会使自己的以逻辑思维为主的理论研究，更具思辨张力和深 度，也更富感情色彩——如此，“理”之刚与“情”之柔交相融合，撰写的理论批评文章就有一种温度与亲和性，更有感染力和说服力，因而更易为读者理解和接 受。

　　总之，在阅读方面，从小至今，我一直是个“杂食者”，我什么书都看。

　　所有艺术都是相通的。文学是一切艺术的基础或灵魂。

　　从事任何艺术门类劳动的人，都要把文学当作一门主课来学习、来研修。做某一品种艺术的人，只看有关本品种艺术的书，是远远不够的。同样，诗人、诗评家只看诗歌、只看诗歌理论是不行的，儿童文学工作者单读儿童文学的书，自然也是不可以的。

　　——这是我从事一辈子文学工作的切身体会和经验，希望能够引起足够的关注和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