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心武：把锋利的刀对准自己(祝勇)
刘心武承认了自己的残缺，他的40卷《文存》才做到了圆满，而当越来越多的人具有了鲁迅、巴金、邵燕祥、刘心武式的自剖精神，那场巨大的灾难才可能转化为民族进步的精神营养。
一
刘心武之大名，得自1977年发表的小说《班主任》。当刘心武在35岁那年将那篇名为《班主任》的短篇小说投给《人民文学》杂志的时候，丝毫不会想到这篇作品会引起“新时期文学”的“爆炸”。但今天已经很少有人知道，在粉碎“四人帮”以后登上“新时期”文坛的作家们，许多曾是“文革”后期“革命文艺”(“工农兵文艺”)的积极生产者，他们的写作，也曾经听命于阶级斗争和“批林批孔”的指令和调谴，其中有：古华、路遥、陆天明、莫应丰、贾平凹、周克芹、韩少功、梁晓声等，余秋雨在上海参加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大批判组，成为“石一歌”的一员。这一长串的名单，我们并不陌生，因为创造了改革开放“新时期”文学神话的，正是相同的阵容，只是把这一批作家放置在20世纪70年代的话语空间中，他们作品的价值取向，与其后来表现的完全相反，他们当年的作品，无一例外地为政治斗争提供着文化包装，每一篇作品，都无异于一次豪迈的出征、愤怒的讨伐、坚决的反击、庄严的捍卫。
1969年，中共“九大”召开，标志着“文革”进入了“新阶段”；1971年，“林彪集团”覆灭，更加突出了江青的“旗手”地位。既然这场“大革命”是以“文化”命名的，重建革命的文化秩序，自然是一项迫不及待的重要使命。随着《人民日报》在1971年12月16日重新刊登毛泽东在1949年为《人民文学》创刊号题写的“希望有更多好作品问世”，1971年《广西文艺》改名《革命文艺》试复刊、1974年上海《朝霞》杂志创刊、1976年1月《人民文学》、《诗刊》复刊，一批符合革命要求的作品应运而生，“文革文艺”也进入了它回光返照的“辉煌时代”，映照出这场“革命”的末世光景。当时比较有名的作品，主要有浩然的《金光大道》和《西沙儿女》、黎汝清的《万山红遍》、郭先红的《征途》、谌容的《万年青》、张抗抗的《分界线》、李云德的《沸腾的群山》、胡万春的《战地春秋》、郭澄清的《大刀记》、冯骥才和李定兴合著的《义和拳》等。那位名叫刘心武的文学青年，也被裹携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中，写下了一批与时代“接轨”的作品，比如小说《睁大你的眼睛》。我们对这些作家在“文革”中的“前史”所知甚少，一是因为他们在“新时期”的“后史”过于“辉煌”，以至于那段“前史”显得无足轻重，二是对那段“前史”，他们大都讳莫如深，不愿提及，甚至编造事实、粉饰自己的，也大有人在，久而久之，那段“前史”就被湮没、淡忘，甚至涂改了。唯有刘心武是一个惊人的例外，他不仅对于自己的“文革”后期的写作经历从不掩饰，70岁之际(2012年)，在他刚刚出版的40卷《刘心武文存》中，将他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作品专门编成一集，名曰：《懵懂集》。
关于“懵懂”，刘心武有如下解释：“1973年以后开始出现了一些新的文学作品，又可以开始投稿了，我就心动了，我觉得我可以再尝试了。有人问我，当时还是‘四人帮’搞的那一套，你怎么在那个时候写东西，你为什么不跟他们划清界限呢？我划不清界限，因为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还是这样一个线性发展，我对他们也不满，但是我没有办法和他们彻底切割开来。有人这样做。有人问我为什么这样胆小，我说实话，我还不是胆小，我是没那个想法，就我个人而言，我的认知没到那个程度。从政治上来说，从文学观来说，很长时期我都是懵懂的。我从来不是一个政治性的人物，我只是一个文学爱好者，只是通过作品来抒发一些对社会人生的看法。”
刘心武这段“鲜为人知”的写作史大致如下：自1975年开始，他陆续写下一批歌颂“文革”“胜利成果”的小说，它们是：《盖红印章的考卷》(收入北京人民出版社《盖红印章的考卷》一书，1975年6月)、《睁大你的眼睛》(北京人民出版社单行本，1975年12月)、《清水湖的孩子》(收入《朝霞》丛书，1976年9月)、《第一次思索》(收入北京人民出版社《第一次思索》一书，1977年6月)、《果实累累》(收入北京人民出版社《果实累累》一书，1977年9月)，等等。与许多“新时期文学”的主力作家一样，刘心武真正“成名”，并不是在1977年《班主任》发表，至晚在1975年，刘心武就已经登上“文坛”，只不过这个“文坛”是在样板戏的光辉照耀下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文坛”。
二
海德格尔和维特根斯坦都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即：语言是世界的最后界限。对于“文革”后期的写作者来说，语言也同样是他们个人命运的分水岭。在阶级斗争(或曰两条路线斗争)的火力交叉点上，作家自主写作的空间已被压迫到最小。“三突出”写作原则，这一由革命设定的前提是不需要讨论的，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唯有遵循着革命的“三从四德”，个人的才能才可能得到施展的空间，尽管规则相当苛刻，但它毕竟为这些卑微的写作者们开启了一道狭窄的门缝。
于是，一个由“旗手”精心打造的“英雄时代”，正对20世纪70年代的日常生活空间进行着全面的覆盖。刘心武小说《睁大你的眼睛》里的“红小兵”，就像大闹天宫的孙大圣，不仅有金刚不坏之身，而且随心变化，一而百，百而千，翻着筋斗，在20世纪70年代的市井院落中着陆。他们有着超乎常人的优良视力，凭一双阶级斗争的火眼金睛，降妖除魔。“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英雄的感召下，刘心武笔下的“海棠院”——北京一座平常的大杂院，也成为阶级斗争的前沿阵地。你死我活的厮杀，就这样为日常生活涂抹上一层血淋淋的色泽。在那样的年代里，刘心武试图通过自己的写作，苦心孤诣地扩大英雄的阵容，为革命话语的圣殿添砖加瓦。
如果放在当时的话语环境里，刘心武在“文革”后期完成的“作业”堪称“成功”。至少在那个年代里，他的小说并不缺乏阅读快感，犹如一部标准的好莱坞大片，既不乏丝丝入扣的悬念，步步为营的推理，也上演着生死时速的决战。《睁大你的眼睛》里那12颗被暗地里“砍头”的向日葵、《清水湖的孩子》里意外挖出的当年国民党监狱里的烈士留下的血书……都使他的小说具有了某种悬疑的品质。然而，如果把刘心武的这批小说放在当时的整体环境下，我们会发现当年所有的小说有着惊人的雷同——主题雷同、情节雷同、人物雷同，文学的创造性被政治的榨汁机彻底榨干。所有的小说都被推到一条狭窄的轨道上，撞车和倾覆都势所难免。
如果说语言是世界的最后界限，那么它也同时构成了对世界的终极围困。刘心武之所以因一篇《班主任》而成为新时期文学的话语英雄，正是因为他打破了这样的围困。他说：“1975年的时候，提出来儿童文学也应该表现‘跟党内走资本主义当权派’的斗争，编儿童文学小说集的编辑约我写，我就写了《第一次思索》……这篇东西我大约在1976年底就诌成了，是我写作史上最荒谬的一例，它印出来是在1977年6月，离《班主任》面世不足半年。那么，《班主任》的写作，实际上也是我内心里‘不能再这样荒谬下去’的苦闷的一次大冲决。”《班主任》同样写少年，只是在这篇小说中，主角不再是根正苗红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而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小流氓。于是形成了一个有趣的悖论：新时期文学话语英雄的诞生，是从摆脱英雄话语开始的。也就是说，英雄话语与话语英雄是彼此对立的存在。英雄话语是依托一场虚拟的战争存在的——经历了“三反”“五反”、反“右”“四清”，拿枪的和不拿枪的敌人都被斩尽杀绝了，怎么可能层出不穷，越打越多？归根结底，是革命需要敌人，没有了敌人，革命就失去了对手，失去了意义，失去了价值。
“文革文艺”中的英雄话语，实际上是要把生活掏空，用神话填充进来，把在柴米油盐、吃喝拉撒中真实地生活着的人们，强行绑架到神话的虚拟世界中去，去充当冲锋陷阵的英雄，这样的努力，实际上是违反了革命的本意，是异化了的革命——所谓“继续革命”，终究将成为一场无法“继续”的“革命”。既然敌人是炮制出来的，那么英雄也就是伪造的。这些伪造的英雄，并不具有真英雄的功能，他们只是英雄的赝品、山寨版、冒牌货，他们所宣称的正义也值得怀疑，文学失去了正义性，英雄也将走到末日穷途。刘心武证实了这一点：
那时候作为文学编辑我还负责着一部长篇小说的修改和定稿，那是北京远郊两个农村业余作者的作品，叫《大路歌》，写农村修路的故事，文笔非常有乡土气息，人物活跳，读来十分有趣，但是，就那样的面貌没有办法通过终审付印，因为写的故事里没有什么阶级斗争，几乎全是人民内部矛盾，先不说没有表现跟“走资派”斗争，阶级敌人对修路的破坏以及正面人物与其的斗争总得大写特写吧，可是，两位作者的素材来自于实际生活，他们那里修路中有先进与落后的矛盾，有性格冲突，却并无阶级敌人破坏的情况出现，怎么办呢？我就跟他们一起冥思苦想，甚至把自己搁到敌人的位置上去设想，如何破坏？下毒？大落套；偷炸药爆炸？如果炸药能被他偷，贫下中农形象岂不又被玷污？绑架孩子？那不是浩然《艳阳天》写过的情节吗……真是一筹莫展，最后那部长篇小说也就搁浅。
刘心武之所以依靠一篇《班主任》杀入新时期文学，正是因为他看到了所谓的英雄话语无以为继的宿命。
刘心武就这样迅速地从英雄话语走到了它的对立面，从神灵游荡的天空降落到俗世的街景里，成为替百姓代言的话语英雄。成为话语英雄的首要条件，是拥有属于自己的人格，拥有怀疑的精神和批判的立场，拥有从豪言壮语回到常识的勇气。刘心武说：“我呐喊‘救救孩子’，但这个作品首先是‘救救我自己’。从《班主任》以后，我脱离了懵懂，开始构建自己独立的人格、自由的思想。”
如果我们把刘心武前后的写作作一番对照，我们会发现某种神奇的对称性——这种对称性，在《睁大你的眼睛》和《班主任》中得到最明确的表达。《睁大你的眼睛》中的方旗和《班主任》中的谢惠敏，都是“阶级觉悟”很高的小干部，而《睁大你的眼睛》中的郑可意和《班主任》中的宋宝琦，则都是精神受到资产阶级思想“污染”的“问题少年”，然而，他们在两部作品中的地位却完全相反——在《睁大你的眼睛》中，方旗是心明眼亮的革命接班人，而到了《班主任》中，谢惠敏却成了受阶级斗争驯化的可悲的小政治家；在《睁大你的眼睛》中，郑可意因为偷看手抄的“黑小说”而受到批判，而到了《班主任》中，作家却对从学校废书库偷来《牛虻》这些“黄书”、“黑书”阅读的“小流氓”宋宝琦寄予深深的同情。素材几乎相同，而立场却完全相反，以《睁大你的眼睛》和《班主任》为标记的两极，呼应的却是英雄话语与话语英雄的对称，以及历史由革命回归启蒙、血液由肢体回归大脑的过程。
《班主任》以后的刘心武是我们都熟悉的——从《钟鼓楼》、《四牌楼》、《栖凤楼》、《风过耳》、《如意》、《立体交叉桥》、《5·19长镜头》……他在老百姓的世界里纵横驰骋，日常生活里的矛盾冲突取代了斗争哲学，刘心武不仅改变了语言，也改变了世界，那个世界不再是一个真理与非真理的斗争、原教旨主义的世界，不再是一个你死我活的、人吃人的世界，而是审美的、世俗的、生动的世界。《山海经》，虽然书写了神话英雄，但它始终“洋溢着沁人心脾的审美芬芳”，《红楼梦》选择《山海经》作为神话开场，而不是从三皇五帝说起，正是因为它将历史诉诸最天真可爱的层面，而不是带着某种改造世界的神圣使命(参见李劼《中国语言神话和话语英雄论晚近历史》)，由此我们也可以破解刘心武为什么后来执迷于《红楼梦》、《金瓶梅》这类围绕精细复杂的内心维度展开的叙述，而对《三国》、《水浒》这些身体力量型小说始终“莫言”。
三
在“文革文艺”(或曰“工农兵文艺”)的生产者中，能为这段历史忏悔的，今日几乎见不到。说到中国人为什么不忏悔，这又是一个沉重的话题。有人把中国人不忏悔的原因归结于中国的精英阶层缺乏信仰系统。
其实中国的精英阶层并不缺乏信仰系统。比如，佛教在中国的精英阶层中具有广泛的影响，而佛教本身，就是讲忏悔的，甚至于“忏悔”这个词，就是佛教术语。根据中国佛教四大译经家之一义净法师所译佛经，忏与悔具有不同之意义：忏，是请求原谅(轻微)；悔，是梵语a^patti-pratides/ana(阿钵底钵喇底提舍那)之译，即自申罪状(说罪)之义(严重)。晋代郗超在《奉法要》中说：“每礼拜忏悔，皆当至心归命，并慈念一切众生。”佛教忏悔，不仅须具足五缘，而且忏悔之方法与性质有多种分类，程序复杂，有一套完整的忏悔文化。还可以举一个更加极端的反例——在“继续革命”的时代，“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就是一种信仰，而阶级斗争的文化，实际上也是一种“忏悔文化”。
为什么中国的文化精英在“文革”中能够真心地“脱胎换骨”，真诚地“忏悔”，以求得“从头做起，重新做人”，而今日反而不能反思自己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
主要原因，我认为是缺乏现代文化人格和历史担当。无论是中国传统文化资源，比如讲求忏悔的佛学、或者讲求“吾日三省吾身”的儒学，还是要求牺牲的泯灭自我“灵魂革命”，都不能带来我们所需要的忏悔。我们所需要的忏悔，既不是内心修为的传统手段，也不是“灵魂深处闹革命”的革命要求，而是一种文化和社会的负责，这个责任，是现代知识分子必须承担的天职，因为知识分子的本义，就是社会的良心、是历史正义的承担者。鲁迅曾经担负过这份自剖的责任，在评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时候，鲁迅说：“凡是人的灵魂的伟大的审问者，同时也一定是伟大的犯人。审问者在堂上举劾着他的恶，犯人在阶下陈述着他自己的善；审问者在灵魂中揭发污秽，犯人在所揭发的污秽中阐明那埋藏的光耀。”作为鲁迅的传人，巴金既没有简单地把自己当成是历史的受害者，一味强化自己在“文革”中的受害者形象，也没有当成历史的审判者，而是把锋利的刀刃对准了自己，“站在了客观的角度，看待自己的一切无奈、痛苦、糊涂……”经历过“五四”新文化洗礼的巴金，终究具有现代文化人格，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找回了失去多年的‘独立思考’”，而这种文化人格，使他以年近80的高龄之身，率先担负起这份沉重的历史责任。
但更多的人则是回避、甚至涂改这段历史。这份得过且过的坦然乃至某些强辞夺理的无耻，一方面是出于对责任的逃避，缺乏担当的勇气；另一方面，或许在他们看来，他们所有的“罪责”都是由于受到了“文革”发动者的误导，而这种误导，又首先是因为在极权体制下的信息不对称造成的——当官方媒体一而再、再而三地宣称“资产阶级司令部”以及“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的危险性，又有谁能够提出反向的证明？于是，那份无辜，又发育成理直气壮。当所有的施害者轻易地推托掉自己的责任的时候，他们忘记的却是一个简单的事实：与欺骗相比，受骗同样是可耻的，因为受骗，意味着向骗人者交出了自己的大脑。
即使他们同时扮演了受害者与施害者的角色，但他们在内心深处更愿意把自己当作受害者而不是相反。这是一种选择性遗忘、一种集体无意识，从心理学角度讲，每个人都更容易遗忘自己对他人的伤害，而对自己所受的伤害敝帚自珍，这种选择性遗忘，会帮助他们修复不堪的记忆，忘记自己现代知识分子内在的人格要求，从而使内心变得安宁和坦然。
刘心武本来可以像这些“沉默的大多数”一样，无意识或者有意识地“忘记”过去，对于自己在“文革”后期的写作史守口如瓶，精心守护自己“新时期文学”中的话语英雄形象。但他没有这样的“洁癖”，因为他有另外的“洁癖”——道德和人格上的“洁癖”。他选择将《懵懂集》收入《刘心武文存》，等于承认在上文所说的“帮文”中，自己也多多少少地占过一席之地，因此，也需要承担属于自己的那一份责任，如萨特所说，“是真正的知识分子，就应对一切未能挽回的事实负责。”
刘心武不止一次地对我说过，他羡慕我们这批作家，没有经历过写作上的弯路。我们在今天的“和谐社会”重翻这些沉重的“旧账”，既不是出自后来者的优越感，也非出自对历史的“窥视癖”和“揭露癖”，我深知，我们的纯洁仅仅是建立在幸运之上，没有亲历当年的历史环境。巴金曾经这样质问自己：“万一在‘早请示、晚汇报’搞得最起劲的时期，我得到了解放和重用，那么我也会做出不少蠢事，甚至不少的坏事。”这样的质问，放在我们的身上同样有效——想当年，我们不是与方旗一样，以“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自居的吗？所以，当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绝非有意贬损我们的前辈，也并非炫耀自己“马后炮”式的英明，而只为捍卫那点气若游丝的正义。朱学勤说：“没有卢梭的《忏悔录》，就没有18世纪法国浪漫文学的先河；没有托尔斯泰从忏悔走向《复活》，就没有19世纪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巨大成功；没有萨特对沦陷时期巴黎知识分子群的《恶心》，就没有20世纪西欧存在主义文学与哲学的双向丰收。”刘心武承认了自己的残缺，他的40卷《文存》才做到了圆满，而当越来越多的人具有了鲁迅、巴金、邵燕祥、刘心武式的自剖精神，那场巨大的灾难才可能转化为民族进步的精神营养。
《懵懂集》的出版，表明了刘心武已经彻底告别了当年的英雄话语，对话语英雄这类称号同样不屑一顾。神坛不是为作家准备的，有人说过，所有的神坛最终都不过是祭坛。在刘心武看来，自己“只是通过作品来抒发一些对社会人生的看法”，这不是刻意的低调，而是出自一个写作者本该具有的诚实，是亮出舌苔以待诊断的坦然。对此，巴金先生早就做过总结：
“人只有讲真话，才能认真地活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