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文学向何处去？(白烨) 

　　旧有的乡土文学写作开始走向终结

　　乡土题材，一向是当代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创作的主脉。但在2012年度的长篇小说创作中，要想找到传统意义上的乡土题材作品，已经不很容易了。这里的“传统意义”，是指那种以乡土社会为舞台，以乡土人物为主角的相对纯粹的乡土题材作品。与乡土生活有关的长篇小说写作，更多地体现于城乡交叉地带的城镇生活的描写，以及那些带有田野调查意味的纪实类作品。这种明显可见的变化，也许带有某种标志性意义，即旧有的乡土文学写作，开始走向终结，而新型的乡土文学写作，由此正式开启。乡土文学的时代转型，由此拉开了它的新的帷幕。

　　城乡交叉地带所以形成新的写作重心，与社会生活近年来的巨大变异密切相关。从新时期到新世纪以来，旧有的乡村在现代性的强力主导之下，以城镇化、产业化、空巢化等多种方式，从生存方式、生活形态，到生产方式、人员结构等，都发生了剧烈又重大的变化。而且，这种变化方兴未艾，始终变动不居。这种持续的新变，使得大部分的乡村走向了城镇化，而新的城镇又与乡村脱不开干系，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混杂状态。乡土文明的整体性已不复存在，变动中的城乡现实又充满不确定性，这些都给作家们认识和把握新变中的乡土现实带来极大的难度。

　　小说新作体现乡土向城乡位移

　　2012年，一些以乡土题材写作见长的著名作家，如刘震云、李佩甫、贾平凹等，均以表现城乡交叉地带的小说新作，体现出了创作视点的拓展与位移，他们更为关注和在意的，是不断变动的基层社会，或变亦不变的城乡生活。走出传统的乡土题材范畴，立足于新的生活基点，他们在精彩依然的作品中，体现着他们的个人的创作进取，也折射着文学走向的某些脉动。

　　刘震云的《我不是潘金莲》，由李雪莲的家事如何由小变大，由少成多，又如何由私人事件成为公共事件，婚变事件成为政治事件的描写，真实而坦诚地揭示出了当下城乡社会普通平民的基本生态，那就是从村、镇、县，到公、检、法，各个领域都有自己固有的规则，潜在的利益。而这种自成系统的规则与利益总合起来，就构成了一个看似冠冕堂皇，实则不办实事的公共秩序。对于如李雪莲这样有冤屈又爱较劲的妇人来说，这一秩序不仅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反而会使问题越积越多。可以说，李雪莲20多年来一直告状又没有结果的遭际，既是她个人命运的一个悲剧，也是以鸡蛋碰石头的方式，对基层社会平民生态的一个测试。测试的结果是：基层职能部门看起来井然有序，实际上却少有为民做主的积极作为，作者在李雪莲“我不是潘金莲”的自我辩白里，发出的其实是一声无奈又愤懑的呼喊，它引发人们对于普通人生存境况的警醒与省思，应该是多层次，多方面的。

　　李佩甫的《生命册》，立足于中原文化的腹地书写主人公“我”如何从乡村走向城市，无论如何行走，走得多远，都难以脱开乡土的血缘与牵连。从乡村到省城，从省城到北京，再从北京到上海，“我”辗转着一路走来，身份也从大学老师转变为“北漂”枪手、股票市场上的操盘手，以及一家上市公司的负责人。但生“我”养“我”的无梁村，始终“我”有着粘皮带骨的种种勾连。在时代与土地的变迁过程中，似乎每个人都难以实现自己微薄的意愿，甚至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自己的反面。在这些人物的命运故事里，我们可以看到城乡之间纷纷扰扰的世间万象，更可以见出传统的乡土文明既给人以某些现实羁绊，又给人以某种精神反哺的双刃剑性。

　　贾平凹的《带灯》，把视点移到了镇政府这样一个基础机构，由一个名叫“带灯”的青年女干部接待上访人员的种种遭遇与感受，反映了当下乡间社会老的问题与新的问题相互纠结而来，从而给人们在基本生存和精神状态上带来的种种困厄与难题，这些问题说不上怎么重大，婆婆妈妈，但又实实在在，既让当事者无可奈何，又让镇干部难以决断。成堆的问题，就如书中的带灯所说，它像陈年的蜘蛛网，“动哪儿都落灰尘”。正是在面临事情的源源不断和问题的接踵而来，最没权力的带灯不厌其烦地尽力接待和勉力解决上，作者又写出了普通乡镇干部的善良与认真。作品看似是写一个乡镇干部的故事，但背后却有对整个社会生活的思考，那就是以深厚的人道主义情怀，呼吁对基础社会管理体制进行改革。作者在小干部与小人物的故事里，释发出来的，显然是见微知著，以小见大。

　　纪实作品直面新的乡土现实

　　2012年有两部纪实性作品，在直面新的乡土现实的写作上，也自见勇气，别开生面。孙慧芬的《生死十日谈》，以深入乡间现场调研方式，勇敢地触及了当下农村严重存在着的自杀现象。这些追根究底的查访，既有自杀者悬疑重重的追踪与剖解，又有与相关知情者的对话与互动，而一桩桩自杀事件的揭示，人们从中看到的，既有诱发事端的偶然性因素，更有酿成事件的必然性氛围，这便是急剧变革的农村在急速前进的同时，带给人们的无奈与失望，困顿与疲惫，以及在文化教育、家庭伦理、道德认同等方面的矛盾与问题。整个作品传带给人们的主要信息或巨大震撼，是农村问题不单是一个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问题，更是一个文化与教育发展严重失衡的问题。

　　梁鸿继《中国在梁庄》之后写作的《梁庄在中国》，写了一群远离梁庄的梁庄人在外打拼人生的漂泊史和心灵史。外出务工的梁庄人，分布于城市与城镇的五行八作，而作者对他们的追踪与素描，也涉及到人生的方方面面。有意味的是，作者一方面以他们个人的口述实录，自然而然地叙说他们自己的诸般人生与感受，一方面又以叙述者的视角——追踪、采访与调查，体现了一个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与乡土情结相兼顾的反思精神与终极关怀。可以说，这部作品以深厚的文学功底与社会学功力，由共名“梁庄”的城市农民工的生存现状和精神状态，描摹出一个村庄中村民的变迁和伤痛，真实地记录了中国城市化进程中从乡村到城市的艰难历程。 

　　据知，2012年的长篇小说总量在5000部以上，内中潜含了一些乡土题材小说，是不容置疑的；再说2012年的乡土题材作品数量锐减，也不一定意味着今后此类题材的写作就此消亡。但纯粹的乡土题材发生了新的变化，乡土写作将以另一种新的姿态继续延宕，将是一个基本的事实。有关乡土写作的这样一个新的异动现象，值得人们加以关注和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