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念化的《推拿》  

    如果给话剧《推拿》做一个“形式标签”，我想，用“闪回体”、“独白体”、“配乐诗朗诵体”都是合适。话剧《推拿》宣传攻势凶猛，然，实际状况之“黯然”，并不能算一个特例。在全球戏剧因商业化裹挟而不断衰微的大环境下，《推拿》就像沧海一粟，随波逐流，这类话剧只能等待“大海的自我净化能力”来自然淘汰。

     具体地说，《推拿》犯了一个目前普遍的戏剧创作问题——概念化。这种“概念化”，源头还得从上世纪80年代戏剧说起。当时兴起“理念风”，像魏明伦的川剧《潘金莲》伪装“荒诞派”，一套、一套的所谓“哲理”，现在回过头看，那跟西方荒诞派戏剧完全不搭调，同时丧失了中国本土的民族化审美情趣。当戏剧发展到一定硬邦邦地塞进一个高深的哲理的时候，观众也走得差不多了……

    当前坚持舞台剧创作的人，无疑是伟大的，他们等于坚守了“寂寞”。各种奖项、各种包装不能代替老百姓的喜爱，不用等待百年，演出几场以后，“灰飞烟灭”，一个戏在后世留不下任何痕迹，这才是当今戏剧艺术家们的悲哀。走到今天这一步，戏剧艺术家们自然是应该进行自我反思的。你不能全怪老百姓不买票，不能全怪政府不支持，是什么使戏剧变得如此“平庸”？如此生命力脆弱？！老实说，《推拿》并不能算一个很烂的戏，它就是目前平庸戏剧“芸芸众生”中的一个。该剧改编自同名小说，《推拿》具有了这个时代由小说改编成话剧的作品的一切问题——宛如小说朗读会，情节分散，大量运用闪回、独白，体现原著情节，没有对原著进行戏剧化高度集中的凝练，更没有提升性的再创造（曹禺改编巴金的小说《家》，其中，“鸣凤之死”是曹禺自创的“经典场面”）。必须指出的是，话剧和小说是不同的艺术门类，有的小说固然好，但未必适合话剧的形式，改编小说为话剧不是“流水账化”原著就能算是“话剧”了！

       其次，一出好戏必须具备丰富的感性情节，用质感的东西感染观众，起到“教化”作用，而不应该是直白地讲道理。在《推拿》中，各种“正能量”理念飞扬，可观众依旧觉得“空白”。打个比方说，盲女金嫣千里追爱，喜欢盲人按摩师张宗琪，剧中她有好几大段独白，说自己如何、如何爱……这样的呈现方式，观众的感觉始终是莫名其妙。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这个男人让她这么爱，应该是有什么背后的动人故事，那么，创作者应该考虑的是，怎样体现这个背后的故事，这样，人物丰满了，情节也真正感人了。

       在创作技法之外，戏剧家们的情怀也是决定作品质量的关键。《推拿》里，两个大男人为了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摔椅子大吵，没有男人应有的气度，让我这个女人都看不下去。这一点上，已故编剧李龙云《叫我一声哥》中两个男性发小一起做生意，后来也是因为想法不一致分手，但他们之间矛盾的表达是堂堂正正的，是豁亮的。

     再提一句，《推拿》舞台风格混乱。有一段戏，忽然出现烟幕，冰箱里走出一个女巫一样的“继母”，这与整体现实主义风格不协调。还有的场面，像上世纪6、7年代的戏，调度上非常落伍。总的来说，《推拿》是一部从里到外浮躁得不能再浮躁的戏，我恳请艺术家们静心思考，到底想把中国话剧推向何方？！……

（本文作者系中国国家话剧院 乔宗玉 载《中国艺术报》2013年9月13日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