奔奔跑跑第八年——“小斑马”青戏节的成长之路
青戏节
不知不觉中，每年九月成了大家翘首以盼的日子。每到此时，一只萌萌的“小斑马”便会跑进北京各大文艺时尚圈和高校学生们的视野，燃烧戏剧发烧友和文艺青年们整整一个月的热情——这就是青戏节！从2008年成功举办第一届北京青年戏剧节至今，青戏节已经走过了7个年头，共推出剧目296部，在遍步北京的19个大小剧场留下足迹，推出了超过150位中国青年戏剧家的作品，邀请来自德国、法国、波兰、瑞士、奥地利、英国、美国、意大利、荷兰、韩国、墨西哥、西班牙、丹麦、瑞典、俄罗斯、日本共16个国家的外国剧目演出多达66部。已有超过5000名青年戏剧工作者参与戏剧节的创作及制作工作，超过210000观众观看了北京青年戏剧节的演出，逾30000名观众参加了由北京青年戏剧节组织的各项公益戏剧教育活动。从刚开始只有11部戏，到现在少则五十、多则六七十部作品上演，青戏节在风风雨雨中逐渐建立起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成为两岸三地最大、最丰富的戏剧盛会。
对于漂流北京的年轻戏剧工作者和戏剧爱好者而言，青戏节是为这些嫩苗提供荫蔽的大树，一个自由发挥的舞台，一个尽情尝鲜的实验室，一场年年欢庆的节日。而七年的时间，也足以目送一位初出茅庐的青年戏剧人成长为剧坛新星。熟悉青戏节的朋友们可以发现，这两年青戏节的“熟客”班底正在悄悄换脸，一些深受大家喜爱的青年导演们已悄然退出，留下更多陌生而年轻的面孔——不是青戏节被抛弃，而是昔日的翩翩少年们已经羽翼渐丰，飞向了更广阔的空间。他们正出没在首都、国家、甚至世界级的舞台上，愈发成熟地显示出新一代“接班人”的姿态，这不得不说是一件非常值得“小斑马”骄傲的事情。但对于一直养护着这个平台的人们来说，这七年是艰辛的、奋斗的，五味陈杂的。作为一个旧工业时代的产物，戏剧与戏剧人的生存本就是一条漫长而艰辛的征途，这样不为盈利但为公益的戏剧节更是如此。青戏节已持续了七年，也已过了其创立期、发展期，要朝着成熟而稳定的脚步迈进了。这两年困扰着青戏节甚至其他戏剧节的资金问题愈发彰显了戏剧节发展的重点所在：与开创一个戏剧节相比，维持一个戏剧节，才是最最艰难的事情。青戏节今后要如何发展下去？对于曾经经历过的，或是正在经历、刚刚加入的青戏节人来说，青戏节又是个什么样的所在？他们又有着什么样的期望或是困惑？而青戏节的创立者们，又是以怎样的心情，守护着“小斑马”的成长的呢？
孟京辉
在中国国家话剧院导演、青戏节艺术总监孟京辉看来，青戏节刚开始其实是一个戏剧聚众活动。孟老师“玩起来”的个性也渗透着谈话始终。“大家聚在一起，将年轻的创作力量集中在一起，肯定很好玩、很有意思”。如今青戏节已经成为了一个品牌，它是一个整体，已不会轻易受一部作品的好坏左右。它是非官方的，正好可以把民间的魅力发挥到最大，它也没什么商业野心，正好就作为一个公益平台来发展，希望能一直做个几十年，做成戏剧节中的“常青树”。孟京辉说，他很自豪北京有北京青戏节，而“北京的创作力量也明显高于其他城市，我们戏剧的多元化、实验性、前瞻性、大众普及与年轻人的新美学教育，肯定对中国的当代戏剧有所影响”。但是他更希望能够“对当代文化产生更深的影响”，这是青戏节在“美学上抱有的野心”——改变原有单一的那种大众审美，而向着内容更多元、视野更广阔、心胸更包容的方向发展。当然，孟老师对于青戏节品质监督的初衷并没有改变，开心、好玩是他希望参与的年轻人们首先体会到的。“我们不接纳没有创意的想法”，孟京辉说，商业的、传统的或是因循守旧的东西，那些没有必要在青戏节里出现，他也希望永远不要出现。青戏节鼓励有创意、有想像力，甚至是执着的戏剧人，哪怕是错误的，也要“在错误中找到前进的路”。
“如今中国整个戏剧发展都遇到了很大障碍，主流戏剧，也就是中老年戏剧，在创作和市场上都遇到了瓶颈，而青年戏剧才是最大的希望、突破口”。北京戏剧家协会秘书长、青戏节监制杨乾武骄傲地表示，青戏节的意义是“不证自明“的。青年群体意味着庞大的社会资源，亦代表了相当数量的社会内在需求。青戏节具有着北京的优势，拥有全国独一无二的人才资源，也不遗余力地培养着青年创作力量。杨老师对于戏剧市场的剖析严肃而一针见血：这几年从青戏节成长出来的青年戏剧人，是他们在国内戏剧界和国际上的活跃，才让国内戏剧呈“后继有人”之态，这是青戏节最大的贡献。而另一方面，青戏节也培养出了年轻一代的观众，这样一来，其实“整个北京戏剧界都已在享受杨老师强调青戏节带来的荫蔽”。杨老师强调，青戏节对于中国戏剧界的意义，必定在今后会愈发明显、愈发重大。
中国国家话剧院先锋剧场经理、青戏节制作总监傅维伯，也是从创立初期守护青戏节至今的老人了。他看待青戏节的目光，更像是在看一个初长成的孩子，饱含着心疼与慈爱。“青戏节这7年，不管对青年创作者来说，还是组织者来说，都是既艰难又奋斗的7年”。在他看来，青戏节承载的是戏剧界的未来。它不仅反映了年轻人们对戏剧未来的追求，更是青年戏剧人们在成长初期不可或缺的平台。戏剧最能反映当下人们的精神风貌与文化内涵，因而青戏节需要更多来自社会和政府的关注。况且这些年，“组织者们坚韧地在艰苦的环境中将戏剧走出去，请进来，艰难而虔诚，为中国青年对国际戏剧的认识、中国戏剧的未来国际影响力做了非常大的推动”，这样国际交流上的探索，也远比那些劳民伤财的传统艺术出国模式高效。
赵淼：其实我们参加青戏节真正的意义和价值是离开他之后你所做的。
赵淼
《水生》、《一光年》、《鬼马电梯》、三拓旗剧团……与这些耳熟能详的名字挂钩的，即是优秀青年戏剧导演赵淼。如今已在国际舞台上大展拳脚的他从第一届青戏节开始连续参加六届，深受观众和业内的好评和欢迎。作为青戏节的“常驻”导演之一，赵淼今年的缺席反而备受关注，成为成长于青戏节的“毕业生”代言人。当我说出这个称谓后，赵淼第一时间说了如上那句话。
“就像在校生，你做的再好再多，毕业以后销声匿迹，远离了曾经的初衷，那样昙花一现属于襁褓中的灿烂”。赵淼对于青戏节的比喻饱含着温暖，字里行间又流露着毕业生的自豪感。“反过来，也需要更多比我们年轻的戏剧人走进这个舞台，崭露头角受到关注与磨练。”赵淼说，希望给更多新人以机会，因此今后可能不会再出现在青戏节的舞台上了。但是他也希望年轻人能明白，“这里是跑道而不是安乐窝，早晚要独自飞翔”。赵淼的观点和这一届主办方的观念不谋而合。在这一届的青戏节戏剧论坛和采访中，青戏节节目总监邵泽辉也做过类似的发言：希望青戏节作为戏剧人成长的舞台而非庇护所出现，更多戏剧人能够思考在戏剧节之外的生存之道。但对于有些一直在做实验的导演和戏剧团体来说，可能观众基础不够也是限制他们的原因之一，青戏节对于戏剧实验一直很自由，赵淼也说，“多元化的戏剧观念和呈现在青戏节里是最受欢迎的对象。”
当谈到青戏节近年因为资金紧张而有点“缩水”时，赵淼笑着说，它缩不缩水其实并无所谓。确实，只要初衷还在这里，稍微少邀请一点外国剧目、缩小一点规模又有什么关系呢？但是对于青戏节今后的运作，赵淼有着自己的见解：职业化。随着青戏节国际化的交流越来越多，对于戏剧节的运作和各个剧团的管理要求都要提高标准，这样才能培养国际化的戏剧节和剧团，现在“在这方面还不够”。赵淼表示，他们三拓旗剧团的职业化运作就是在三年的欧洲艺术节培养起来的，这一点“特别特别重要”。
何雨繁：希望在今后对年轻编导的扶持能有够更系统更长远的规划。
与赵淼同样于第一届开始参加青戏节的，还有实验戏剧团体［饭剧团］创始人何雨繁。身为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毕业的硕士，何雨繁却是一个优秀的青年戏剧导演。 “青戏节的平台为圈内年轻编导提供了发出自己声音的机会，为年轻编导的成长提供了接续的力量。”从2008年至今，何雨繁已经在青戏节上演了6部作品。“能有这样的机会去实现自己的想法是非常难得的，在当时对于推出青年导演群像也非常及时，现在大部分的青年导演都曾受益于这个平台”。当我问及何雨繁的非科班身份时，他表示其实青戏节的大量年轻导演也并非完全科班体系出身，是或者非科班出身并非重点，而实验性才是青戏节做出选择的关键。青戏节对于想做实验性演出的导演而言是非常重要的。这些年得益于青戏节，何雨繁有机会不断探索不同的戏剧理念与呈现方式。正是这些探索让他慢慢对自己的戏剧方向有了越来越清晰的认识。
关于对青戏节的期望，他提到了英国的一种培养模式：由职业制作人挑选有潜力的导演，提供少量资金和固定场地任其排演，再对其中优秀的创作进行进一步的培育与扶持，“这样对资金的使用和戏剧人的培养更有的放矢”，当然国内目前的资源和条件可能还不允许这样的操作。“这只是我目前的个人想法”何雨繁不无遗憾地说，但我们仍然能感觉到这背后对青戏节浓浓的情感依托与希冀。未来如果有小的实验性的作品，何雨繁仍然希望可以在青戏节推出。这样一个公益性的平台，培育了导演，也培育了观众，如果在资金稳定的前提下，何雨繁的建议其实是非常有建设性的，当然这背后需要一个更健康的制作环境和职业团队。但我们宁愿相信这一天迟早会到来，因为所有人都希望：这个戏剧节能够承载越来越多年轻人的梦想。
（何雨繁作品《只有一个男人》）
李凝：它所担负的是中国戏剧里最有活力的那部分！“最初，我以为这是我一个人的舞台，但我错了……后来我又以为这个平台太简陋，但我又错了；青戏节，是我们所有青年戏剧工作者和创作者的舞台！我从此更加珍惜它的存在！我们所有参与者作为一个整体的亮相。”
李凝，青戏节实验大军的代表人物。毕业于美术学院雕塑专业，1997年成立自己的艺术团体“凌云焰肢体游击队”。“j城制造”(Made In J-town )电影实验室领导人，身体训练课程“肢体写生剧场”开创者。2009年第一次参加青戏节至今从未缺席，推出作品6部，且实验性极强。说到实验性，李凝不无羞涩地说，刚开始参加青戏节的时候觉得“自己很牛，团队也牛，是被请来的艺术家，作品也牛，和别人的戏不一样，观众爱怎么看就怎么看……反应看不懂?自己去补脑”。但是在2011年，完全想着自己做戏的李凝在演出中一个较敏感的处理引起了有关部门的注意，为青戏节带来了很大麻烦。这时候李凝才开始反思：这个平台是大家的，每一个团队都要为大家负责任，不能因自己耽误大家的机会。
这件事之后李凝变得心态平和了许多。原本由于经常参加国外戏剧节，觉得青戏节相对而言是个有点小而简陋的平台，后来也逐渐感受到这是一个青年导演交流和团结，互帮互助为戏剧贡献的机会。有两年，因为资金问题和团队困难，李凝甚至开始有放弃参加青戏节的想法，但是想想仍想作为青年戏剧导演团队的一分子，为这个活动和平台做贡献，于是又咬咬牙坚持了下来。李凝说，现在和年轻时候不同了，年轻时候可能总想着自己，现在会更关注大家、大方面的事。
对于实验戏剧来说，观演关系可谓是舆论关注的焦点：大众有着对于实验戏剧与导演“自说自话”的刻板印象。对此李凝十分坦然：观众是作品的一部分。对李凝来说观众不只是接受者，而是剧场中重要的关系、材料和演员。他最希望的是将观众挟裹进来成为他的戏剧的一部分。李凝说，如今现在观众可能不太理解他们的做法，或者说，“并不在一个频率上”，但是他们会很主动、很耐心地去解释、去培养新的观演关系。即便观众排斥、厌倦或者很久都不愿走进他们的世界都是自然。李凝平和而充满耐心的心态，也许就是青戏节这么多年对于青年实验导演和观众心态的写照：一切都是自然，一切都可以循序渐进，因为我们相信着未来会更好。
冯瀚辰：沉溺、狂欢、宁谧、混乱、思索、释放、躁动、成长……这里是青戏节——我们没排戏，玩儿呢！
“2013年，我第一次参加青戏节。那会儿我写了一个剧本——叫《世界尽头》——投过去，等了很长时间。其实这之前我已经做过几部戏，都曾成功商演甚至全国巡演过，但彼时却像是第一次演出一样心情忐忑。我打电话给多次参加青戏节的李建军导演寻求建议，结果他直接把我拉进了他的剧组：要不要过来一起玩儿？于是我们在一起工作了三个月，排出了《美好的一天》，成为当年青戏节最受观众欢迎的作品。”1988年生的冯瀚辰作为刚参加青戏节的年轻小将，备感压力的同时又止不住觉得新鲜。“我头一次体验到排戏是可以用“玩儿” 的，以前那些在排练室里板着脸苦思冥想的日子不见了，自由取代了约定俗成，想象打破了墨守常规，他们告诉我——这就是青戏节。”冯瀚辰觉得很开心，由此打开了青戏节的大门。他的作品入围了2013年的剧本朗读单元，又在节目总监邵泽辉的鼓励下，带着完整的《世界尽头》杀回了2014年的青戏节青年竞演单元，“淋漓尽致地玩儿了一把，就像许许多多从青戏节走出来的导演一样站上了这个舞台，寻找到自己的路。”
也许冯瀚辰还没有意识到，玩得开心已成为他戏剧观中最重要的一点，而这一点正是青戏节带给他的。“如果决定做一件事，一定要自己感到尽兴才能做好，才会影响别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做戏，因为我们玩儿得很爽；这也是观众为什么看戏，因为他们感同身受“。冯瀚辰的戏剧观可以说是对于青戏节的另一个洞见，我们能依稀看到艺术总监的姿态对于一代代参加青戏节的青年戏剧人的影响和传承。当戏剧远离生存压力之时，也许就是灵光乍现的机会。对被生存困境所倾轧的年轻戏剧人来说，这也是另一种救助吧。
孙晓星：我们是“无人认领”的年轻人
“每当自己的作品落幕那一刻，在沉浸于“大功告成”的喜悦时，总会冒出：“如果没有青戏节这个或这类平台，我们该怎么办？”不安的念头，就像一盆冷水泼了过来，让我们清醒于自己的处境，其实还在长辈的呵护下，它使我们规避了一定程度的风险，也为我们“摆平”了很多具体的事务性工作。”孙晓星，1986年生人。从2013年开始参加青戏节两届，现在天津任教职。他说他在中戏读书的时候，从来没有抱过未来可以做剧场的念头。巨大的人力和物力耗费，以及“只有专业院团才可以做出专业戏剧”的迷信让他望而却步。毕业后他回到天津的一所高校任教。即使它离北京很近，“但地域文化上还是被边缘化了，做剧场的希望渺茫。”“可以说青戏节是将我们这些“无人认领”的年轻创作者自我组织起来的一个平台，它告诉一切有才华但“没有资格”享用这个国家巨额文化财政拨款的“个人”创作者：他们还有机会留在剧场里，一年？三年？十年？但我还是会想之前的那个问题，以及如果这个国家修建起无数剧场，却没有一间可以向“个人”创作者开放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孙晓星是一个“居安思危”的典型。“有幸在青戏节的平台做戏”，却无时不刻在思考着未来。也许对他来说，青戏节意味着一种意外的幸福，却也同时意味着等量的不安全感。“当我们真正‘独立’于世，又如何保持我们创作的秉性和诚意，建造属于我们自己的剧场经验？”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孙晓星有着独特的美学追求。他不愿把戏剧当产品，也不急于成功，不愿做任何欺骗自己和违背初衷的事，因为会影响到剧场、“折射到生活”。
“今年，我和以前的同学在北京南城吃完火锅，想找一间茶室聊天，但是我们的手机都没电了，无法导航。同学的车越开越远，开到一个我们都不认识的地方，凌晨十二点，在陌生的北京一隅，居然还有一家叫做“妙言”的甜品店没有关……离开时我在它的面前拍了照片，放进我今年的作品《群众》的演出中。我一直在跟别人说那天我认识一个叫做“张妙言”的人，骗来骗去，我自己都信了。也许有一天我的生活和剧场已经没有区别，那个时候我便无需担心了。”他的最后一段话，其实是在阐述他独特的戏剧观：戏剧即生活。他不用道具，不用布景，拒绝一切假的东西，偏爱有故事的物件，将他们直接带入剧场。这一回青戏节他请来了他的家乡人，突然感觉到了和家乡的羁绊，“这个意义比作品重要太多了”。他渴求人与人、人与社会间的羁绊，寻找着自身的存在而迷恋生活中的细小。这样个人化的戏剧场显然不符合现代商业规律，使得他格外在意青戏节的平台空间，生怕失去了它。至少在暂时一段时间里，他还需要青戏节的保护和荫蔽，让自己能够在不受外界强迫的情况下成长得更宽广、更强大一些。
其实，孙晓星这样的导演也许代表了很多年轻一代的戏剧人：有独特的见解与艺术敏锐度，但暂时还需要生活磨砺和成长空间。生活里充满各种各样的人，观众席里也是，因此舞台上应该同理，我们需要各种各样的剧场在这里交错，最终评审的其实是观众们。以孙晓星这样追寻“存在”的导演来说，虽然暂时看不到太大的商业前景，但是不能轻易否认他在年轻人中的可能性——80与90后恰恰是在孤独与情感隔绝中成长的一代人。那么对于这样戏剧未来的保护个案，恰恰凸显了青戏节的存在意义：我们现在做不了商业，开拓不了市场，但是谁能说，十年甚至五年后，我们没有可能。
“未来希望青戏节能够更年轻、更青年化一些，更没有目的，更没有功利，让青戏节变得更宽广，让大家都能够开心地参与其中。”关于青戏节的未来，孟京辉总监还是维持着和创立初期一样的心态，希望大家“玩儿得开心”。监制杨乾武老师期待更多的是青戏节对于中国本土戏剧的突破：“真正的好作品，是要做自己的东西站住脚，征服观众的，这样才能做出真实的贡献，而这一切的希望都在年轻人身上。”他希望戏剧界的年轻人能够更多看向国内的戏剧市场，直面困难，因为“市场选择才是最大的奖赏”。“一个好戏至少需要两三年的磨砺，希望年轻人们能够在青戏节这个平台上抛弃急功近利，使青戏节变成孕育优秀剧目最初的所在”。增加原创力度也同样是制作傅维伯老师的期望：更多地描写社会描写、现实生活，挖掘中国人的价值观。“原创戏剧对于生活的观察和认识体现在舞台上，会推动整体青戏节品质的提高。” 而正如前文所说的那样，一个戏剧节的关键不仅在于开拓，更在于维持。对于资金这个敏感而严肃的话题，创立者们的态度很一致：虽然会面临一定的困难，但仍然坚持青戏节作为民间组织的自由性和零落度。未来希望政府资助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也能寻求民间如企业、基金会的资金来源，且“在票房和社会关注度上下功夫”。保证经济上的稳定后，打造一个专业化的核心团队。制作傅维伯老师希望未来能力争让更多人了解到青戏节的意义：青戏节是为戏剧未来服务的、制造希望的地方。“这个目标在7年中越来越明确，也愈发成为最该坚守的存在”。同时，也希望能让更多的年轻创作人在这个平台得到锻炼，推动中国戏剧的发展。也让社会上更多人能够关心、支持这块平台。这一点正好契合了青戏节在本届的一个新尝试。今年的青戏节和百度合作了一个48小时网络直播微戏剧活动，将五组创作人轮流封闭在一个被观测空间内，给予一个命题任其在48小时内完成创作、排练、呈现的全部流程。“很多青年创作者在时限与命题压力之下创作火花的迸发，在这样一种创作训练模式之下可能会出现更多新的好的作品，这也可以是我们以后尝试鼓励更多创作的一个方向。”青戏节的节目总监邵泽辉表示，“在这个互联网时代我们找到了一种全新的创作模式，将戏剧与互联网相结合，可能会吸引更多人参与到这个艺术领域当中来。”
（原文刊于《新剧本》杂志2014年第六期，因版面限制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