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复杂现实，文学创作需要“非虚构”精神  

　　春节期间，“上海女孩陪江西男友回家吃了一顿年夜饭后决定分手”一事成为媒体和公众热议的焦点，不仅上海、江西媒体积极发声，不少央媒和多地媒体也有效参与了由此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的讨论。网络空间更是喧哗，针对城乡差异、贫富差距、地域隔阂、婚恋问题、凤凰男现象等问题，众说纷纭。事件持续发酵，有细心的人发现，整个故事缺少基本新闻要素，图片清晰度低，发布平台可信度差等诸多纰漏。

　　同时，一篇题为《春节纪事：一个病情加重的东北村庄》的返乡日记经微信、微博转发引起广泛关注，面对文中描述的“礼崩乐坏”的东北村庄，人们在转发讨论中将信将疑：心目中的乡土中国真的凋敝如斯吗？日前有媒体经过深入调查，发现“返乡日记”并非返乡之作，文中“时间、人物、地点都是虚构的” 。

　　国家网信办发言人日前在接受采访时证实，“上海姑娘逃离江西农村”“霸气媳妇回家掀翻桌子”“东北村庄农妇组团‘约炮’ ”三篇引发热议的文章都是虚构之作，属于虚假信息。如此一来，公众和媒体的相关讨论也就无可避免地建立在了虚构之上，人们陷入了一场被“媒介现实”蒙蔽的困境。

　　余华的《第七天》 、阎连科的《炸裂志》问世之时，曾有业界人士和读者回应，“离现实太近”“好像在读微博和网络热帖” ，有人这么说是认为作家对现实的无限逼近值得称许，有人则稍觉遗憾，认为作品缺乏文学应有的距离感，过于“现实” ，遮蔽了生活的真面貌。把这里的“现实”理解为“媒介现实”就不难发现，作家在作品中早已先于媒体和公众感知并呈现了“媒介现实”带来的困境。

　　在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近期举办的“重建文学的社会属性——非虚构与我们的时代”青年文艺论坛上，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刘大先这样表述这一困境：“在符号化景观社会的情景下，产生了一种‘超真实’ ，这种‘超真实’已经挤压了我们可感的现实。我们的现实感大部分来自于媒体灌输给我们的种种符号和表述，作家发现自己无论如何写，也没有办法与新媒体、多媒体全方位的展示相比较，这种写作似乎是低于现实的。 ”这也是许多作家近来常常感叹的：现实比小说更精彩，以至于作家的想象和虚构都力有未逮。

　　“非虚构”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主流写作方式，是个人主义式的、形式主义式的、纯文学式的，这使文学从公共领域和社会属性层面自我放逐了，无法承担起当初在民族国家建构时期，或者思想解放初期那种引领风气的功能。 ”针对“非虚构”与此前文学样式的不同，刘大先说：“ ‘非虚构’强调作家的实践和行动，写作者是一个亲历者、见证者、记录者，它企图建立起生活与文学之间的关联，在重新认识世界与书写世界中来塑造文学工作者的尊严，让文学介入历史的动态过程当中。 ”

　　“逃离艺术真实，回到生活真实上来。 ”这是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龚自强对“非虚构”的期许，“在全媒体时代，信息爆炸的时代，似乎任何事物都可以作为一个数据来接受，现实中的很多生活经验变成了符号性的，整个世界渐渐变成一个符号系统，人的具体的生命感受力正在萎缩，强调生活真实，是为了让我们在这个符号系统中，尽可能认识真实的世界。 ”龚自强认为，生活真实可以跟经验世界相连通，虚构作品里面也有真实，但它对现实经验、现实世界几乎无法产生深刻的触动，而“非虚构”的真实要求作家把巨大的历史转化为具体的个人经验，以个人体验穿透历史，让历史具有一种真实可感性。

　　作为“媒介现实”环境下文学的一种应对方式，“非虚构”并不是拒绝虚构，或反对虚构，只是说我们不能只是虚构，文学不能成为只有虚构的样式，它追求的是“非虚构”与虚构的一种融合。至于其文体、类型的界定，《文艺报》艺术部副主任李云雷认为，目前尚在发展演变中，比区分更重要的是它起到的作用。“其实从题材和写作方法上来说，‘非虚构’跟报告文学、纪实文学应该没有太大的区别。 ”在李云雷的视野中，“非虚构”也有文学性，比如马尔克斯的“非虚构”作品《杀人案》的文学性，体现在它遵循了作家一贯关注的对人性的探索、孤独的主题等。比起严格的定义，李云雷更倾向于把“非虚构”看作是一种文学思潮和精神气质，它对已有文学的病症是一种针砭，带来了一系列新的文学作品。

　　比起外在形式，刘大先更看重“非虚构”在写作伦理上的突破：“它让那些曾经被文人式、精英式的文学遮蔽掉、淹没掉的多元的声音呈现出来，书写者和被书写者获得伦理的平等，这是一个文学民主化进程。 ”

　　龚自强认为，“情怀”是“非虚构”的出发点：“当虚构文学渐渐在个人化写作中走向了个体内心，对于土地和人的关怀变得相对薄弱，吾土吾民的情怀，就是‘非虚构’要唤起的，作家应该对于我们生活的这片土地，对于我们身边这些人有关切的情怀。 ”

　　由此可见，“非虚构”虽然是一个新的文学概念，它在旨归上其实回到了作家直面现实，通过创作有效介入现实、干预现实的文学传统，只不过，它在更为复杂的现实下，对作家提出了更高要求。龚自强说：“ ‘非虚构’的门槛其实很高，它要求作家对于社会现实、社会现象有精准的判断，才能找到一个能够反映当代社会现实的题材或题目；要求作家对文学性有所照应，没有相应的文学素质，可能无法将‘非虚构’文学推进深入；要求作家对写作对象有一种深入的感情。 ”

　　与此同时，据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鲁太光观察， 2015年，在纯文学领域，现实主义作为一种文学方法和文学精神，已经重新凝聚和回归，如《装台》 《篡改的命》 《祭语风中》 《一座营盘》等作品，并没有囿于“虚构”或“非虚构”的样式束缚，体现出了对现实与历史的强烈观照。

　　“ ‘非虚构’本身不是独立存在的，从命名上它是对‘虚构’的一种抗议。 ”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研究员祝东力说，“现实比文学更精彩，反过来讲就是文学想象力的虚弱，人类的想象力应该是没有任何界限的，由于各个方面的限制造成文学的方方面面，从主题思想到语言乃至想象力受到极大的约束。 ”“ ‘非虚构’的概念和这种写作方式，在纯文学之外确立了另外一种评价标准，否则在原有的文学、狭义的文学领域内，所谓的‘非虚构’作品在评价上会很低。 ”祝东力更愿意把“非虚构”看作未来新的文学浪潮的准备和过渡阶段，文学出现的问题，在固有的文学内部其实是可以解决的。

　　另一方面， “非虚构”写作存在一些问题。如写作立场，“有的写作者关注底层人群的时候，有一种不加掩饰的道德优越感。 ”刘大先说，“将自己界定为真实的掌握者，将自己与主流的不一致简化为对立和反抗，特别强调抗争的力量和姿态，自以为拥有历史正义的审判权，从而走向写作动机的反面，这样反而会使得生存经验和历史记忆窄化。 ”

　　如写作伦理， 《艺术评论》杂志编辑李松睿举了这样一个例子：“被称作‘非虚构’鼻祖的卡波特的《冷血》 ，写的是真实发生的案件，卡波特为了更好地了解当事人——一个罪犯，不断帮助罪犯上诉延宕他被判处死刑，但是他发现这个罪犯如果不被判处死刑，他的书就写不完，只有这个人死了以后他的书才能出版，他本来一直资助这个罪犯上诉，最后停止了资助，而且断绝跟那个罪犯一切往来。 ”李松睿认为，在这里写作者介入了现实，也改变了现实。

　　什么是“真实” ，“非虚构”与“虚构”的界限究竟在何处，有写作者主观参与的“非虚构”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还原现实的本相，过分强调细节的、琐碎的“生活真实”是否像“媒介现实”一样，也遮蔽了现实本身，等等诸多议题，则值得认真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