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个时代需要诗意  

 　“汪国真是我们心灵相通的好同事，也是具有突出成就、广泛影响的诗人，虽然他离开了我们，但是他作为90年代家喻户晓的诗人，已经成为具有代表性的文化符号。”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王文章如是说。

　　前不久，“青春犹在——诗人汪国真追思会”在北京中国艺术研究院举行，王文章以及吕品田、贾磊磊、张宝瑞、朱乐耕、王勇、司马南和汪国真胞妹汪玉华等用饱含真情的语言描绘了、回忆了汪国真作为同事、朋友、作者或者亲人的不同角色的一个完整的人格形象——这个人格形象是谦和文静、善良热情、文质彬彬、温文尔雅、多才多艺、执着追求、永怀不老之心的。通过大家的追忆和缅怀，尤其是通过对汪国真先生生活中的各种细小细节，包括工作当中的细节，交往当中的细节的追忆，共同汇聚成了一个更为清晰的汪国真的诗人形象。很多人表示难忘他脸上那永远带着的微笑，很儒雅、很有风度的微笑。汪国真的妹妹汪玉华说：“我哥的为人就像他笔下的茶一样，留给自己的是苦涩，传递给大家的却都是芳香。他给同事、朋友、亲人的都是快乐，而他自己遭受的挫折和痛苦，却都是独自承受的。”

　　著名作家张宝瑞回忆说：“某省的省委副书记是汪国真诗歌的粉丝，他每次到这个省的省会去，这位省委副书记都会为他接风。于是这个省的某些人为了跑官，竟然就绕路来找国真，说只要把这个副书记找出来吃一顿饭，就给国真5万元酬金。后来汪国真不仅坚决拒绝了，而且还告诉那个人‘做官就要做一个清官’，汪国真的头脑是清醒的，他一生都在用他的诗歌歌颂真善美，传递心灵的芳香。”汪国真生前好友王勇说到的一个细节，也颇能体现汪国真的个性特点。王勇说，汪国真直到去世，也只有一个“编辑”的中级职称。有一次王勇劝汪国真报评高级职称，并表示如果他嫌填表麻烦，可以代他来填。盛情难却，汪国真只得说考虑一下。但是第二天，汪国真还是告诉王勇，自己不报了，他说：“诗人就是我的职称！”如此淡泊、优雅而又自信，果然是典型的汪国真风格。这和近日媒体上某些诗人、作家为了职称你争我斗互不相让的报道，真是云泥之别。

　　著名陶艺家朱乐耕说：“汪国真的诗在上世纪90年代开始风行，他是一个好诗人，也是我们的好同事。他很谦虚，也非常热情。这个时代需要像汪国真这样的诗人。汪国真虽然离开了我们，他的诗歌、他的精神却永远跟我们在一起。”著名学者、主持人司马南跟汪国真同年同月同日生，有30年以上交情，“见证了他的成长过程，也看到了他一点一点的进步”。司马南认为，没有人能够把汪国真从这个时代的记忆中抹去。汪国真最重要的标志就是让那么多年轻人驿动的心灵得到滋养和培育。尽管有人对汪国真表示不屑，也有人居高临下说他的技巧不如谁谁谁，还有人说得更“深刻”，说他没有政治倾向，甚至没有像有些诗人用自己的生命“创作”行为艺术来显示诗人与普通人的不同，所以这些人对汪国真采取一种漠视的态度。可是却又有那么多年轻人真心喜欢汪国真，谈恋爱时候抄他的诗，毕业时写他的诗作为赠言，中年的时候还会怀念汪国真，参加与汪国真相关的各种主题活动。所以说，汪国真有一颗不老的心，有一个不死的魂，有一个不朽的生命。

　　著名学者李心峰说：“上世纪80年代的诗歌赚足了人们的眼球，我的同班同学中就有王小妮、徐敬亚、吕贵品等成就不凡的诗人。可是到了90年代，某些诗人和诗歌却走进了死胡同、走向了荒原。在这样的情况下，汪国真出现了，他的诗歌风格虽然在诗歌界有不同评价，但是今天来看他的成就和影响，尤其是在走进青年人心灵、走进大众的心灵这一点来说，是某些诗人们所不曾达到的，我们对此应该给予客观评价。”他认为，从我们国家领导人的文化修养以及人文情怀、诗的情怀，包括他们对汪国真诗歌在内的文学作品随手拈来的引用，可以感受到时代的变化，这实际上是一种诗意在回归，我们的时代需要更多的诗意。著名学者孙伟科则形象地比喻说：“某些所谓主流的、高端的诗人写的诗，就像是一个孤独的人躲在一个黑暗的角落里嘟嘟囔囔。而汪国真写诗，就像是在阳光底下奔跑，是在大庭广众之下进行朗诵。一个诗人的去世能够激起这么大的社会反响，会有这么多人关心他，怀念他，这一点就很值得我们思考。”

　　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吕品田认为，我们这个时代需要诗意，需要诗歌，诗歌并没有死亡，诗歌也不应该死亡。汪国真先生说“我喜欢出发，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在今天来看，‘我喜欢出发’的这样一种充满青春热情、充满奋斗昂扬、积极追求的精神，在我们追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当代历史情境当中，会愈发显示出他的意义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