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10月15日主持召开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文艺创作要“更多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体现中华文化精神、反映中国人审美追求”，并要求文艺评论工作者“运用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观点评判和鉴赏作品”。结合文艺批评领域，在新形势下，如何认识中国文艺批评的现状和问题，理清文艺批评的职责、使命，充分发挥文艺批评在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进程中不可或缺的作用，总书记给出了明确的指导。中国古代、近现代经典文论是优秀传统文化遗产中的一部分，学习好、继承好中国文论的优秀传统，是搞好中国当代文艺批评工作的重要前提，“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我们要善于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发展现实文化有机统一起来，紧密结合起来，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创新”。弘扬中国文论优秀传统并同发展当代文艺批评相统一、相结合，努力培育并壮大中国气派的文艺批评，是文艺批评工作者的重要立足点。

　　当代批评领域的亚健康状态

　　我们可以从学院式批评和社会化批评两个向度来观看它们各自领域的病态。

　　姑且把高等院校和文化研究机构人员的批评看作学院式批评。这些批评都以论文形式被刊载在学报、学刊上。在这些学院化的论文中，有相当数量的属于对当代文艺发展存在各种关联、具有各种价值的史迹钩沉考证、史料发现或搜集整理类的文章，也有相当数量的属于对各个时代文化思潮、美学观点、艺术思潮、文艺主张或流派兴衰进行重新审视、重新辨析、重新评价的文章。应当说这些研究或批评对于中国文学艺术理论的学科建设和中国文艺批评的发展壮大都是不可或缺的。但也毋庸讳言，在汗牛充栋的学院式论文中，尤其在那些以现当代文艺为研究、批评对象的论文中，大量地存在着同当代社会、当代文化几无关联，甚至同社会思想史、文艺发展史几无关系的、随意性的、自说自话式的所谓“研究”、“评论”。这种学院式的批评认为批评对象的选择、批评导向、批评题旨、批评方式和批评文体可以与当代社会、当下现实问题、当下文化心态、社会心理和人们的欣赏心理无关。人们对理论式批评（阐释、导读）的期待很难从这些学院式的“理论”文章或“批评”文章中得到哪怕是起码的满足或较浅层次的助益，这种期待人们常常从作家艺术家的“创作谈”、“创作随笔”、“创作札记”甚至生活随想中获得满足，或者受到点燃、启发，就理论或批评的价值而言，作家艺术家“创作谈”、“创作随笔”、“创作札记”一类文字常常更有营养、更有发现、贴近真正的问题。

　　报纸、文艺杂志和互联网上的文艺批评姑且称为社会化的批评。这个领域的主流是健康的、有益的，应当说是考察、评价整体文艺批评作用的主要载体。这些载体主要是面向社会的，创作者、读者、观众和网友们主要从这些媒介看到文艺批评，社会化程度高，也受社会上各种风气影响较大，故称之为社会化批评。文艺评论家仲呈祥曾多次指出过文艺评论中的一些不正之风：从一些批评行为（号称“评论”，实为唱赞）的动因上看，大体有“红包评论”、“人情评论”、“职称评论”三种，当然也有十分低劣的“冒牌评论”等；从批评文章的质地而言，有三者较为明显，一、“失语”，主要是对文艺领域的歪风邪气不展开批评，有“发言”也是“王顾左右而言他”；二、“媚俗”，“德之不修，学之不讲，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己且为人轻侮，更何足威人”（蔡元培语）；三、“变味”，认同错误倾向或同情荒唐“创作”。导致上述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从根本上分析，在于这种批评者道义精神、理性精神在不良社会风气的影响下逐渐稀释，其人格建构和学术伦理也逐渐放弃。客观外部环境和批评家据以安身立命的社会风气、文化氛围、学术评价机制与标准等方面都有其负面作用，然而，任何不同历史阶段社会风尚活动差别都是相对的，关键在批评家自身的道德信念的选择与坚持。

　　重视博大精深的中国批评传统

　　作为中国的文艺批评工作者，除了重视自己的道德信念和人格建构而外，还必须重视对博大精深的中国美学和文艺批评传统的学习、继承、合理运用，并在当代中国文艺的发展实践中发扬光大。有人说古典文论只是古代的产物，对今天毫无价值，这是无知。有人认为古代文论无法跟现代中国文艺现象相对应，更无法跟西方人文理论交接与对话，这是轻率之论。其实质情形是，由于很多历史的、政治的、经济的原因（这些原因也得研究），我们对古代文论丢掉太久了、太多了。因而，当批评者离开一些既定的、现成的教条，离开急功近利的策略性意向，竟无法谈论了，所以呈失语或缺席状态。就源远流长的中国历代优秀文论和批评传统而言，就笔者个人的学习心得而言，我认为至少有这样几点值得格外珍视并汲取。

　　——孔子美善统一的艺术观。

　　——魏晋时期的文艺思潮。

　　——鲁迅关于民族化的文艺思想遗产。

　　——宗白华对于民族艺术的精研及其深刻的理解。

　　——“新文学运动十年”的文艺批评。别的均不提，但看这部大系所收文章之简短精赅就足以使今天的批评家汗颜！

　　构建中国气派的文艺批评

　　所谓“中国气派的文艺批评”，应当是一种什么样的批评呢？这恐怕很难也不应该给以先验的规范和设定。大而言之，它必然、也必须是一种充满无限活力的、以多种言说方法与方式的、千姿万态、绚丽多彩的批评生态；它必然、也必须是以实践为第一要义的、能够并善于进行自我调适、自我矫正，在不停的实践中不断获得源头活水和较大生机的文化活动。而作为一种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和文化环境中的当下文艺批评，笔者认为应当注重以下几点：

　　一、它必然是要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指导下，立足于中国历史、中国文化、中国现实、中国道路，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同中国国情相结合，继承传统文化中的美学遗产、文艺遗产，并积极汲取世界各民族优秀的美学—文艺营养，以及能为我所用的文艺思想和文艺批评。在当代中国，如果放弃马克思主义对认识国情、认识改革和发展的指导（当然也包括文艺批评领域），必将陷入思想混乱和文化灾难。如果说这是潜在的一种“文化失态”，那么还有一种较为明显的文化病态是对民族优秀文化的漠视和丢弃。对本民族文化的疏离意味着自我的丢失。如果说一个人不再有民族精神烙印、不再有国家认同，那他只是世界上一个“漂泊者”，如果一个中国的文艺批评家不具有民族的历史感、沧桑感，民族的哲学、姿态、眼光、方法和语言，那么他能够作出什么样的“批评”？

　　二、它应当是一种“以中为体”、“中西综合”型的文艺批评。以中为体，就意味着从文化血脉上、文化特质上、文化观念上是中国民族的，意味着这样的批评家经过古代历史和古代文论、近现代历史和近现代文论的深入学习，被中国传统美学观、艺术观浸淫，能够既对中西文艺观的差异清晰认知，又能对中西文艺观相通或相近方面加以合理杂糅和运用，并据以结合中国文艺家具体艺术实践给出一种科学阐释或彰扬。在这方面，正如鲁迅之著述中国小说史，郑振铎之著述中国俗文学史，宗白华之评论中国诗、书画，钱钟书之《宋诗选注》《谈艺录》，王朝闻撰《凤姐论》，蒋和森之《红楼梦》人物论，王元化之《文心雕龙创作论》，钱谷融之《雷雨》人物论，陈涌、刘再复的鲁迅论等，名著不可枚举，都堪称中国现当代文艺评论的经典之作。同时，中国气派的文艺评论必须敏捷地注目、倾心于具有中国气派的文艺作品，具有自觉民族文化自信的作家艺术家，以及他们殚精竭虑、孜孜以求、精益求精的文艺创作实践。

　　三、它必须是充满着自觉的建设精神的批评。任何一种批评，除了具有睹物（作品）生情、有感而发、“为情造文”的规律外，作为一种文化介入行为都有其目的性。当代中国的文艺批评应该有自己的崇高使命，即以文艺批评的方式为文艺的发展和繁荣做出最大的努力和贡献，简而言之，要充满着建设精神。应当说，在这方面我们并非没有经验可供参照。从百年来中国近现代文艺史上看，每一个“文艺复兴”过程中都既造就杰出的文艺家同时也造就杰出的文艺批评家。比如新文化运动中的主将们和众多的文学家；比如新中国成立后二十余年，形成了民族文化艺术的第一个繁荣期，各艺术门类繁星满天，其中就有一大批新中国成立后产生的杰出文艺批评家。上世纪80年代中国伴随拨乱反正、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而兴起的“文艺复兴”期，文艺批评和文艺创作几乎同时狂飙突进，二者相互推波助澜，相互引领，既有碰撞，又有合力，可以说成就了一个黄金时代，其影响一直延续至今，其中有太多的经验值得记取，现在想来，当代精神和改革精神是贯穿上世纪80年代文艺黄金期的两面旗帜。这也是当今文艺批评领域需要张扬的旗帜。

　　四、它应该是富于民族灵性、民族气质和民族语言特色的，充满着激情而又趣味盎然的批评。在当代这样的批评家似不多见，不过也不乏其人其文，如王朝闻的多本评论集、王蒙的《红楼启示录》、孙犁和汪曾祺的评论文字等，都是富于中国气派的批评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