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李焕英》：集体乡愁的公共定型 | 评论
《你好，李焕英》目前已经逆袭成为2021年春节档“票房之王”，引来一片惊叹，更激发出有关其高票房秘诀的种种推测。
有几条想必已经成为议论较多的。
首先是国家有关“就地过年”倡议所产生的红利，促使观众把就地赴影院当作“年”来过，无疑是高票房的重要原因。
其次是春节档适逢家家户户的春节团叙仪式，恰恰需要这种带有“氛围电影”特点的影片来助兴，营造过节的喜庆氛围，正像电视“春晚”如今成为家庭团叙仪式必需的氛围式节目一样。
再次就是以相声和小品为主样式的轻喜剧风格，加之网络文艺式穿越方式的运用带来的新奇感。这些都应当是颇有力度的理由。
相比而言，影片中导演和主演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亲情演绎，特别是对早逝的生母李焕英的深情缅怀和有力回报，更能唤起观众的高度共情。导演和主演自己对母亲的思念和回报，这题材无疑属于人世间独一无二的和不可重复的“故事”，因而也是其他任何虚构题材都无法比拟的无价之宝。
这类“故事”与其说是凭空虚构成的，不如说是从人类个体生命底层深处自己长出来的，本身就有着人类个体生命的赤裸裸的真实性、残酷度、伟大性和无可替代性，从而有着无比深沉的感染力，在这一点上可以说让所有艺术虚构、艺术技巧和特技特效制作等人为手段都相形见绌。正由于如此，它才会受到如今对题材和创作都百般挑剔的苛刻观众的无条件热捧。
目前不仅票房逆袭成为今年春节档第一，而且许多平台评分也保持在8分之上，可谓赢得票房和口碑双丰收（特别是与同档期其他影片相比更显难得）。这种效果有点类似于2015年暑期档的《滚蛋吧！肿瘤君》，其票房过5亿，各类平台评分都较高，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其题材改编自漫画作者熊顿自己身患绝症后用漫画方式表达个体纯真愿望的真实而又让人哀痛的经历，依托这一残酷无情的个体生存悲剧而唤起观众群体的高度共情。该片如果不是受到当年天津大爆炸悲剧造成的不利的观影氛围，其票房和评分想必还会高很多。
当然，这次《你好，李焕英》之所以评分高于《滚蛋吧！肿瘤君》，想必还与影视明星的群体加盟有关，如饰演沈光林的演员沈腾、饰演贾晓玲的导演贾玲本人、饰演李焕英的演员张小斐、饰演张奋进的演员冯巩、饰演冷特的演员陈赫等。
更重要的是，这里被导演和主演自己所缅怀和加以回报的亲情，源自20世纪80年代记忆——贾晓玲本人出生之前一年的1981年的记忆，即改革开放时代初期的记忆。她对于那个距今40年整的陌生年代，有着今天的人才有的那种美妙想象和憧憬：那是一个纯真年代，是影片《甜蜜的事业》的插曲《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风靡全中国的年代。其时人们物质生活简朴、内心纯真，但全身心都“充满阳光”，唱着“我们的心儿飞向远方，憧憬那美好的革命理想”，积极地追求未来美好人生。
与此相对照的是，那时的“胜利化工厂”工人们对于贾晓玲和沈光林联合表演的以搞笑为主的二人转和小品，也就是体现21世纪初年美学趣味的节目，其实是格格不入的，怎么也笑不起来，这正与1985年春晚电视观众不适应那位从美国回来的女明星对“你们中国人”说“恭喜发财”一样。
同时，当年的工人对沈光林的厂长儿子出身及其受到父亲庇荫，也有明显的反感和抵触情绪，这从他主持排演时男职工们的怨言就可以见得。而就连当事人沈光林自己也对此有反思，承认在厂里就是靠父亲吃饭，并且也不甘于继续做这样的纨绔子弟，而是勇于脱离父亲的光环，例如要像贾晓玲建议的那样，做“英子喜欢的有幽默感的人”，不成就离职赴深圳自谋生路。可以说，80年代初人们有着一种固体型性格，坚实、纯真而天然，与今天的流体型性格之流动性、善变和敢于以人为干预现实等，有着鲜明对照。
再从母亲李焕英视角回看。影片安排她在负伤弥留之际也实现了自己的主动穿越，正像贾晓玲从21世纪初穿越回80年代一样，她也同时穿越回自己做母亲前夕的1981年，以便迎候同样穿越回来的未来女儿，从而这对母女间实现了一次双重和相互穿越。这正是该片用心结构的一处。
李焕英一回到80年代，与未来女儿提前相逢十分高兴，直感叹自己“返老还童了”，女儿这是“让我高兴来了。”她的身上集中凝聚了人们关于80年代母爱及其根源的纯朴记忆，而“胜利化工厂”则是她的80年代集体记忆的载体。那时还是黑白电视机稀缺的年代，中国女排与日本女排争冠之战打响。她面对从天而降的“女儿”，按理应该首先有是非之分，但突发奇想地对她以“表妹”身份加以接纳，并接连配合她买电视机、组织打排球以及与厂长儿子处对象等，这些都是出于她的内在的母爱。“咱不吃烤串，咱吃小龙虾行不？”买不起“烤串”的母亲只能带女儿下河捉虾，并号称“小龙虾”。那时的简朴生活依然给母女俩带来了无尽的欢乐。
可以说，母亲李焕英所代表的平淡是真的80年代价值观，与成年贾晓玲代表的全力求取功名、寻求人为强变的21世纪初价值观之间，形成了激烈的银幕较量。
21世纪初的人们，受到事在人为、不服输、不要输在起跑线上等价值观的左右而迷失自我，心中担忧和念念不忘的是“你们是怕输”，“如果这次输了，将来会输一辈子”，因而一心想做出人为强变之举。受到这种价值观支配，贾晓玲总想替母亲重新安排生活，让她过上所谓有名有利、名利双全的好日子，包括为她安排有权势的婚姻，以及所生女儿应当是UCLA毕业生、当名导演和挣大钱。
这表面看是为母亲重新安排人生，但说到底还是为贾晓玲自己安排一种新的富足生活。因此，这属于表面为母亲而实际为自我的自私行为。从这一点可以集中见出贾晓玲所代表的21世纪初人为强变及自私自利等价值观的实质之所在。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母亲李焕英却始终不为贾晓玲的人为强变所动摇，她心里想的则是，“我的女儿，我让她健康快乐就行了”，“咱女儿啊，她健康快乐就行了”，“我这辈子会过得很幸福，你怎么就不相信呢？”面对来自未来女儿的质疑，沉浸在新婚喜悦里的新郎贾文田也同新娘一样，对自己的“锅炉房”工作感到坦然：“锅炉燃烧，送温暖的！”这一对未来的父母，对将来生出贾晓玲这样的闺女也一样地充满信心。两相对照，人为强变的价值观遭遇平淡是真的往昔价值观的顽强阻击。
总的看，《你好，李焕英》的高票房成绩原因固然不少，但说到底其主要的并不神秘：富强起来的中国观众在若有所失中返身追慕飘逝已去的80年代纯真，于无奈中发现，那种固体性格早已被流体性格所取代，不得不面对那似乎永远也回不去的平淡是真往昔。
当然，影片中有一些处理还不够统一，例如开头让李焕英一再对中学生女儿说：“你什么时候能够给妈长一回脸？”这如果明确解释为是贾晓玲替代地揣度母亲心思、而母亲本人未必如此，那就变得更为一致而又可信了。
观众越是感受到今天与80年代初的鲜明对照，就越会产生一种深切的乡愁或怀乡病：富强起来又怎么样？要是能够重新回到平淡是真的平常岁月，该有多好？尽管当年与今天之真情都未必如此，但如此想象及其对比毕竟也事出有因。由此看，或许这部影片的高票房和较高口碑秘诀就同时隐藏在这里：2021年春节档中国观众，被自己内心所共同蕴藏和借助这部影片而竞相释放出来的集体乡愁给击中了。
该片的市场成功，与其说在于把观众已有的集体乡愁激发出来，不如说在于让他们内心本来已然潜藏着但又尚未完全定型的集体乡愁，终于找到了一个依靠社会公众观影而合力实现定型的公共影像艺术载体。于是，《你好，李焕英》就借助春节档观影，实际上完成了一次中国公众潜隐的集体乡愁的公共定型使命。未来的中国社会学家，当其回头分析2021年初臻于定型的以集体乡愁为标志的中国社会新型群体心理时，是否会记得曾经有过的这样一部承担公共见证者使命的高票房影片？它当然不可能独自生产出这种新型社会心理，但可能碰巧充当其“助产士”，而主要的社会心理生产力就蕴藏在这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代的急剧变迁的社会本身之中。
（原标题：《集体乡愁的公共定型——也谈影片<你好，李焕英>》）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教授、北京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