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英雄也是儿女：《志愿军：存亡之战》书写的人性光芒
文/胡祥
近年来，抗美援朝战争题材影视创作迎来高潮，这些作品用精彩恢弘的影像再现70多年前波澜壮阔的烽火岁月，各擅胜场、佳作频出。《志愿军：存亡之战》聚焦抗美援朝战争后期的第五次战役，通过家国同构的方式再现残酷的铁原阻击战的悲壮过程，以多角度叙事照亮历史暗场，在对英雄群像的生动塑造中高扬爱国主义精神。
紧扣存亡
抗美援朝战争是重要的立国之战，是中国人民站起来后屹立于世界东方的宣言书。近年来，这类电影对战争进程中的不同战役深入挖掘，让曾经战场上英勇无畏的英雄重现荧幕。相比第一部《志愿军：雄兵出击》主要聚焦战争的正义性，《志愿军：存亡之战》则聚焦此前少有表现的铁原阻击战：当时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妄图在朝鲜东西两侧同时登陆，切断我军退路，中国人民志愿军第63军2.5万将士与近5万“联合国军”激战12昼夜，用血肉构筑了一道冲不破的铁长城。作品开篇就通过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之口讲述了这场战役的重要性——铁原如果保不住，志愿军要退回鸭绿江北，连司令员也要掉脑袋。后果何其严重！影片男主角、63军188师1营教导员李想也反复强调，这场保卫战就是一场关键的存亡之战。
正是因为这场战役的艰险和残酷，才更需要被宣扬、被铭记。电影正面展现志愿军不畏强敌，以“钢少气多”战胜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那一次次的冲锋，一幕幕的牺牲，一声声的熄灯号……彰显了荡气回肠、慷慨悲壮的英雄气概，弘扬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
相比以往同类题材，《志愿军：存亡之战》对战争的过程描述得更为清晰易懂，既有宏大的战略部署，也有具体的作战细节。在战争形态上，既有宏大的阵地冲击战，也有残酷血腥的拼刺刀，还有精彩的夜袭站、水电站争夺战……作品还通过动画形式，让两军对垒及行军路线清晰可见，让对第五次战役不是那么了解的观众一目了然。
电影还采用对比方法，凸显战役的艰巨性和正义性。彭德怀所在的志愿军司令部设在昏暗逼仄的山洞中，而美军新上任的司令李奇微则是坐着先进的直升机视察部队。美军是步坦协同，飞机、大炮、伞兵并进；而我军则只有简易的枪支，因为炮弹无法运上前线，只能被迫靠人力拼。作品的独特之处在于增加了战损记录员这一以往很少表现的军种，通过记损员杨三弟的伤亡记述更能直观展现战争的残酷性。他镜头下牺牲的年轻战士的脸庞让人心痛，这一记录视角与电影本身作为对战争的记录重叠，加深了与观众的情感共鸣。
家国同构
人是战争中最重要的因素，如何通过个人的故事折射战争的面貌，是战争类电影拍得好坏的重要决定因素。这部作品采用了近年来较为常用的家国同构的形式，通过一个家庭三位性格和职位迥然不同的军人，融传统文化与革命文化为一体，写出了新意，彰显了家国情怀。
《志愿军：存亡之战》中的李家三人组合，没有选择以往严父虎子的模式：父亲李默尹是军委作战部参谋，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猛将，而是相对温文尔雅的儒将；儿子李想是63军188师1营教导员，也并非军事主官；女儿李晓则是在那个年代算知识分子的英文翻译。和以往同类题材使用家国同构手法相比，《志愿军：存亡之战》将李默尹一家与党史、国史结合得更加紧密。儿子李想一直向父亲李默尹追问母亲去世的过程，但李默尹一直回避，观众会疑问为何需要隐瞒？李默尹最后在战场上与李想生死之别时说出了妻子去世的真实经过，实际上也是揭开了我们党历史上惨痛的历史——即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我党面临的残酷处境，李默尹和妻子因为叛徒出卖而要被国民党反动派处决，李默尹侥幸逃出而妻子则不幸牺牲。直到新中国成立，一家三口才得以团圆，他们一家的分离与团圆就是我们党史与国史的隐喻。
《志愿军：存亡之战》将家史牢牢镶嵌在党史、国史中，将主人公的命运牢牢与国家命运结合起来，更显得真实厚重，也彰显家国情怀。电影开头，李默尹听说李想从陕西回京居然是睡了一晚过来的，马上不客气地命令他面壁。亲儿子好不容易回来为何要这么冷漠不近人情？原来李默尹认为从陕西回京正是可以观察祖国地形的好机会，可以为今后军事行动打下基础。李默尹无论何时想的都是保卫祖国、为祖国做奉献。而李想也完全没让李默尹失望，他早已用笔记本记下了沿途的地形地貌，更是举着红旗，以类似京剧的舞台步伐当面演绎了一遍行军路线。当一个个沿途地名被他熟练地说出，展现了“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的英雄气概，让人看得热血沸腾。虽然表面上还是中式父子间的不善言辞与羞于表达，但是两人的精神早已完成了传承与延展。欢快活泼的李晓则弥合了传统父子之间的隔阂，让男儿英雄气中又增添了几分柔情，而父女情与兄妹情也更有家的温馨感觉。可以说，他们一家演绎了另一种《英雄儿女》。
文武并重
一般来说，战争题材电影创作容易陷入“战争-会议-战争”的窠臼。拍好战争题材作品，关键在于处理好战争场面的武戏与表现人物情感的文戏上的关系。在陈凯歌拍摄的《长津湖》部分戏份中，他就注入了独特的人文气息，比如那拉开火车门突然映入战士们眼中的万里长城。在《志愿军：存亡之战》的开篇，从老北京城墙俯拍进军委大院，充满了新中国刚成立时那种朝气蓬勃的时代气息，《白毛女》的歌词、院里的人情味、家里的老物件摆设……陈凯歌为电影注入了以往同类作品少有的人文气息。
相比以往，《志愿军：存亡之战》中的人文气息带有更强的隐喻感，特别是善用生活细节展现生命哲思。李想被父亲罚面壁时，他看到墙壁上落下一只红色小瓢虫，它在闷热的夏天午后显得那样平常。但在结尾，当全营都已牺牲只剩他一人时，他抓紧时间在阵地上布好炸弹，在按下炸弹开关与敌人同归于尽的那一刻，陈凯歌用了一种超现实的手法，让李想仿佛看到了那只墙壁上的瓢虫，用“当时只道是寻常”的生活细节与残酷的战争场景形成强烈对比，彰显了中国人民珍爱和平、追求美好平静的深刻寓意。所以，当武器专家吴本正拿着一盘再普通不过的山楂果分给坑道中的战士们，他们脸上露出的表情仿佛是品尝到了人生中最佳的美味；当李想将李晓送给他的一朵随手摘下的小红花分给战士们闻，他们闻出了“好日子”的味道。对战争、生活、人性的展现，一切尽在不言中。
这种人文质感还体现在对战士内心的关怀。一直以来，在战争题材电影中，我们的战士总是被描写成充满钢铁意志、不怕牺牲的勇敢形象，但《志愿军：存亡之战》中第一次展现了一个得了战争失忆症的副连长孙醒。这告诉观众，战场上的志愿军也是有血有肉、会牺牲会有创伤的普通人。当杨三弟发现了孙醒就是松骨峰战役幸存者，当面给他念了《谁是最可爱的人》这篇文章。这篇饱含对英雄崇高敬意的文字触动了孙醒，唤醒了他沉睡的意识，战争精神创伤在此刻得到疗愈。这种治愈方式完全不同于西方战争题材中依靠再次创伤的手法，而是用一种包含中国文化和人文精神的手法来展现，显得真切自然，让观众在文字、影像交织的历史叙述中与角色产生共鸣。
当然，这部电影也存在一些瑕疵，比如对战争层次表达还可以更为清晰，部分旁枝情节冲淡了故事主线，显得有些冗长平淡，此外对部分角色能力有些夸大等。但是瑕不掩瑜，这部作品在继承同类题材电影创作经验的基础上又加以创新，注入独特的人文精神，取得近期战争题材电影创作的新突破、新收获。
胡祥
胡祥，国家广电总局发展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北京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电视》等刊物发表多篇文章，曾获 中国文艺评论“啄木鸟”杯优秀文章奖，“星光奖”文艺评论奖，金鹰电视艺术节优秀理论论文奖。
